丁毅超︱法国人的记忆之场(5)

法国大革命 攻占巴士底狱复数的法兰西代表了法兰西历史的新转变。诺拉认为其编写《记忆之场》的时候，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关键的转变之中。这与某种现代性的原子化生活密切相关，也与当代法国政治地位的衰败密切相关。随着二战之后，法兰西逐渐衰弱为中等强国，法兰西民族的特殊性开始消散，成为一般的民主制国家。在原子化的现代世界中，也不再存在统一的民族记忆，存在的只是复数的法兰西。每一方都试图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记忆之场，寻求自身起源的神圣性。“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政治现象，即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代表了一个民族-革命的法国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其‘天鹅的绝唱’。”不过复数的法兰西依旧保有法兰西的延续性。民族的情绪并非消失，只是改变了自身的等级和表达方式。“高处是欧洲、西方世界、民族国家，低处是诸如地区、家庭、故乡等地区性现实。
”法兰西的历史实现了普遍与特殊，集体与个体的统一。对于今日的法国历史学家而言，他们需要证明这一新的断裂的合理性，证明断裂之下法兰西历史从未中断的一致性。或者用诺拉极为诗意的表达，“它以同一种激情、同一种步调，将这些记忆之场变成了我的法兰西，每个人的法兰西，所有人的法兰西”。
四、余论
诺拉对于法国历史延续性的想象带有强烈的形上学色彩。他利用记忆之场，试图避免过去法国史中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决定论。然而，诺拉所建立的这种叙述法国历史的元结构是否也是某种决定论呢。当他认为存在法国历史的延续性，并且将复数的法兰西视为完整法兰西历史的可能性时，他已经踏入到决定论的领域。
更为关键的是，诺拉的历史建构必须与现实相拟合。诺拉试图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躁动归之于关键转折期所产生的摩擦。“当另一种聚合的方式登上舞台，当某个形象最终确定时，寻求坐标系、探寻场所的需求就会消失。……记忆的暴政指挥持续一个时代——但恰好时我们的时代。”
记忆之场的时代又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我们却发现人们对于身份的焦虑丝毫没有削弱，反而步入极端。复数的法兰西根本没有出现预期的和谐。这不但是诺拉所担忧的“远古时代的恶魔”，更是一种彻底的共识破碎。对于法兰西的民主共识正在被各方撕裂，所谓的共和国遗产也日益丧失它的魅力。诺拉曾经所描述的各派对于法兰西民主原则的赞同也在衰弱和动摇。在欧洲层面，摇摇欲坠的欧盟似乎也显示民族的时代还远没有结束。这就令我们不得不怀疑，复数的法兰西究竟是一个短命的时代，还是一个不可能降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