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超︱法国人的记忆之场(3)

多如繁星的记忆之场中，的确有相对重要和不那么重要的部分。毕竟，很少人会认为环法自行车赛比法国大革命更为重要。本书的内容也显露出一些端倪。在第二、第三部分中，7月14日、《马赛曲》和自由平等博爱这三个记忆之场都与法国大革命直接相关。关于贞德和拉维斯《法国史》的讨论也与大革命间接相关。谈论法国人的记忆之场，大革命是无法绕过的部分。它本身就是法国历史断裂的重要一环。

贞德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指出，在今日的法兰西，7月14日已经成了单纯的纪念性节日，它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明确的争议性。然而在一百多年前，即便法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法国人对于7月14日的理解还存在高度的撕裂。甚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像左派所描述的如此美好。或者更确切地说，巴士底狱遭受到了一种彻底污名化的待遇。这种缺陷使得法兰西右派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对7月14日作为国庆日的提案进行了激烈回应。当然，这些右派对于史实的尊重程度与左派没有明显的区别。双方看重的是解读，是如何霸占对于历史的解释权，而不是历史真相。这种对于形象的争夺也体现在对贞德的理解上。贞德成了法兰西的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象征。每一方都利用被截取的故事片段将贞德据为己有。用本文作者米歇尔·维诺克的话来说，“整个洛林姑娘是统一和可分离的”。
更为赤裸裸的是，一旦叙述不再适应需求，各派就会理所当然地采用新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论述。
无论如何，在第三共和国时期，7月14日与《马赛曲》与自由平等博爱的争议性都比大革命时期有所削弱。尤其是在拿破仑三世色当惨败之后，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努力调解内部矛盾，并将矛头指向普鲁士。这种对于民族性的强烈需求，强烈渴望统一的记忆。对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家而言，通过和解构建法兰西民族记忆远比继续撕裂大革命所产生的伤口更为重要。通过成功的修正和减少争议性，这些曾经具有强烈争议性的象征逐渐成为法兰西人共同的记忆之场。在一战和二战的反复强化中，“关于整个大革命，特别是7月14日的记忆已经完全成为民族记忆的组成部分，这些记忆超越了那些导致法国人分裂的政治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