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超︱法国人的记忆之场(4)

三、君主-民族-复数的法兰西
严格意义而言，即便不通过记忆之场这一理论，我们依旧可以发现法兰西历史记忆的某种趋向变化。记忆之场似乎成为一种纯粹的理论偏好和智力游戏。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哲学侧的诺拉身上，而在历史学侧的诺拉身上。
按照诺拉的理解，过去的法国历史学家在构建法兰西史皆假设存在一个被称之为有机整体的法兰西实体。凭借各种决定论，他们将法兰西历史描述为一个统一而延续的整体。“历史学家们都是用实际发生的过去来解释现在，重新建立历史连贯的脉络，甚至对于干扰级别和意义截然不同的层次来说也是如此。”作为历史学家，诺拉认为这类撰写法国史的方式所描述的现实是真实的，但却是封闭的。法兰西历史被封闭在某种决定论的象征之中，丧失了自己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或者用某种更为通俗的话来说，这种叙述方式只描述了法兰西的一个侧面，一种视角，一类态度。所以有必要超脱过去史学的叙事模式，构建一种关于法兰西历史整体性的元叙述。
这也是为何诺拉需要记忆之场的真正原因。他宣称“要通过‘场所’的技术，避开那个所有民族史迄今都无法逃离的怪圈，即永恒地用民族解释民族，用法兰西解释法兰西”。为了摆脱决定论的影响，《记忆之场》关注的不再是决定论，而是决定论产生的效果，“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时间中的构建，它们意义的消弭与再现”。法国历史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君主、民族、复数的法兰西。
君主的时代是对于法兰西共同记忆的最早构建，是法兰西人何为法兰西人的最早追溯。雨果·卡佩成了构建的原点。在此之前的加洛林王朝并不是独特的法兰西记忆。雨果·卡佩所建立的法兰西卡佩王朝则成为一种独属于法兰西的记忆遗产。在整个君主时代，法兰西的王实际上是由卡佩家族的后代和旁系所垄断。这种几乎没有间断的传续构成了对于君主时代的法兰西延续性。
大革命摧毁了这种延续性，造成了法国历史的第一次断裂。不过，大革命在摧毁过去的同时，建立了一种新的延续性，也就是民族。法兰西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历史学家在意识到大革命断裂的同时，努力试图调和两个法国之间的对立，构建一种以民族为基础的法兰西延续性。诺拉认为拉维斯的《法国史》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代表。“整个19世纪人们都在努力地诉说大革命的创伤，而德国带来了一个冲击性元素，它决定性地改变了民族身份的合理边界。最根本的创伤从原则上看不再产生于国内，而产生于国外。不再是遭谴责的旧制度于被接受的现代法国之间的内部矛盾，而是一个在自然起源基础上建立的民族于一个人为的、暴力同意的民族之间的外部矛盾。”正是在这一时代，大革命的许多象征成为法兰西人共同的记忆之场，并达成了与君主时代的某种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