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波士顿人》：历史也可以定量分析｜读书日签(2)

不过，我不敢妄称要给波士顿社会过去的100年提供什么综合治理良方。相反，我始终聚焦于这个城市在社会结构及社会进程上的某些关键问题。比如，这个城市发展的人口来源是什么？哪些人来到了波士顿，又是哪些人留了下来并在此安家？这里的职业结构是相对流动的，还是说一个人最初是无技能的散工，余生也很可能一直如此？而且，纯体力劳动者的孩子们是不是也将永远陷入“文化的贫困”？蜂拥进入新大陆，聚居在贫民区的移民们是否不太可能逃出那里？是否存在一种移民社会流动的共同模式，又或者不同族群与信仰背景的特定群体有着极为不同的经历？来自南方农村的黑人移民与其他初来乍到者的遭遇是大致相同，还是说他们在这个北方城市的经历不尽相同？移民模式与社会流动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发生了急剧变化？最后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波士顿的社会结构是与其他美国城市存在着重大差异，还是说存在一种全国模式，在整个美国社会以几乎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
关于过去的美国社会，值得探讨的绝不仅仅是这些问题。这一点无需多言。但我认为上述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两个学科之间的无人地带备受冷落，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过于社会学，而对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又太偏历史学。
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并未将这些视为中心问题，那些提到它们的历史学者往往又反对使用我所认为的一些恰当的资料和方法。诚然，历史文献中散落着对移民同化这类问题的真知灼见，但是，以众多普通人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展开的系统性比较研究尚属罕见。同样，对某些城市发展的深入的历史研究已经出现，但它们都倾向于关注官方制度与精英行为，而忽略了潜在的社会进程及大众行为。
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学者，已经为填补这一空白做出了努力，但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只集中于当下与不久之前。有时候，这种狭隘的当下观念来自一种被误导的认识，即时间维度在社会研究中并不切题。不过，也许更多时候，他们著作中的历史深度的缺乏，是源于对某种特定数据搜集方法——调查研究法——的过分依赖。这种方法碰巧并不适合历史研究。人们总是认为，可靠的证据必然来自访谈表格。由于进行问卷调查者无法接触死去的人，调查研究法的历史探究便局限于当下，以及能够被健在的调查对象准确记住的既往片段。
如此一来，尽管这些社会学文献精确而又复杂，却只能为这些问题提供危险而片面的历史考察。因此，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些重要研究的主要论点就是，美国的阶级结构正变得日益固化，社会流动比例正从传统的高位下滑。然而，美国过去“传统的”流动性如何，完全建立在推测之上。一个有关长期历史变化的命题，以假设的变化终结时所做的测量为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献中盛行一种对美国阶级体系更加乐观的看法，主要观点就是“当今美国社会的流动率至少与过去50到100年间的任何时候同样高，假如不是更高的话”。但所有支持这一结论的研究都表明，流动率其实从大萧条以来就没有下降过。这又是一个从缺乏历史深度的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而历史深度对解决这个问题必不可少。在19世纪晚期到1929年之间，美国的社会流动率可能陡然下降；或者，也可能在19世纪比一直以来猜想的低许多，而且从那以后一直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