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波士顿人》：历史也可以定量分析｜读书日签(4)

为什么是波士顿呢？考虑到我对流动性的兴趣，这个选择似乎显得有些奇怪。因为这个城市常被看作一个脱离常轨、停滞不前、等级森严的地方，主要居住着卡波特家族、洛奇家族以及乔治•阿普莱之类的人，还有无数粗野但有趣的爱尔兰贩夫走卒。但是，我高度怀疑这一刻板印象，而且我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会表明，我的怀疑是有充分理由的。波士顿的社会融合方式中的确有贵族政治的痕迹，名门望族圈子曾经对19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波士顿的新富人紧闭大门。但是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与费城的相比，到底有多么与众不同，还有待确认。更重要的是，名门望族充其量只是这个城市整体社会结构中一个微小元素，仅仅因为存在几百个家庭组成的类种姓群体，就贸然将印度村社的标签贴在人口不是几百上千而是数十万的美国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上，着实不够明智。1880年，波士顿市区居民超过了30万，另有30万人住在周边郊区，该市位列全国第四大中心城市。
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它没能跟上西部几个对手——底特律、旧金山、洛杉矶——的步伐，但到1970年时，波士顿城区人口仍上升至275万，位列全国第七。不仅单纯就面积而言，而且从种族多样性、经济重要性、文化交流及其他诸方面来讲，波士顿过去和现在都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预先假定本研究可能发现的移民和社会流动模式必然是偏离常轨的，而且仅为波士顿独有。
很久以前，波士顿的名门望族中最睿智、最善于观察的一位曾对波士顿所谓的独特性提出了与众不同，但与我更为一致的观点。当奥利弗•文德尔•霍尔姆斯爵士受邀为贾斯汀•温瑟所编的1880年《波士顿历史年鉴》中“波士顿的医疗”一章撰稿时，他表示，对他来说，将波士顿的医疗当作一个自洽的、智识上站得住脚的题目来写，就相当于让一位海洋学家来写波士顿港口的潮水。霍尔姆斯爵士说，波士顿“是这个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它的港口是海洋的一部分一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都期望发现一般规律和现象或多或少地受到当地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名门望族的贵族政治的出现是一个显著的“当地影响”，但正如最后一章中所详细讨论的那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波士顿研究中考察的这种社会模式到底有多少是运作于整个美国社会的“一般规律”的结果。
即使是1880年的波士顿，对我来说也过于庞大，研究无法涉及它的每一个市民。必须挑选有代表性的市民作为样本，以公认的可靠程度从中对整个城市的人口做出概括。我们从当地1880年、1910年、1930年、1958年的记录中随机抽取了大量样本，每个样本只要还居住在这个城市，皆通过波士顿的城市名录与纳税记录来追踪到。由此产生了大约7965位男性的数据，他们一如缩影，代表了整个都市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