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时间的尽头：追寻宇宙、生命和意识的最终意义(3)

但是，人类最早走出非洲可以追溯到约200万年前，而历史记载只能提供最后0.25%的信息。研究人员对过去的历史已经展开了间接探究，包括仔细研究古代人工制品，对今天仍然存在的狩猎采集人群进行民族志分析并外推，以及研究脑结构来寻找对古时适应性困境的认知回响。拼拼凑凑的证据很难理论化，但仍然可以带来多种看法。

- Yukai Du -
其中有一种看法认为，想发现讲故事在适应方面有何作用和高超之处，实在是缘木求鱼。特定的行为倾向也许只是其他演化发展——确实提高了生存机会、因而也确实是按自然选择的常见方式进行演化的那些发展过程——的副产品。斯蒂芬· 杰伊·古尔德和理查德·勒文丁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旗帜鲜明地强调，总的方针是，你不能对演化挑三拣四：演化有时候只提供一揽子交易。
人类这种由灰白质构成的硕大脑子里充满了密集互联的神经元，一方面固然十分适合生存，但也许其设计中也内在地有什么东西确保了这样的脑会对故事沉醉不已。比如试想，我们作为社会性生物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军事和政治价值的情报——谁上台，谁下台，谁强大，谁脆弱，谁可信赖等等。因为这些信息有适应效用，因此只要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就倾向于关注。一旦拥有这样的信息，借分享它们来换取社会地位的提升就也并不鲜见。虚构故事里满是这类信息，因此尽管其叙事是虚构的，我们经适应性塑造的思维还是很容易活跃起来，去倾听和重述。因此，自然选择对那些愈加擅长社会生活的脑子会青眼有加，但在听它们讲故事讲得如痴如醉时也会翻白眼。
信了吗？很多人——我自认为也是其中一员——觉得，鉴于大脑有种种创新能力，说它会陷入一种无处不在、绝对处于中心地位但跟适应性却毫不相干的行为，可没什么说服力。讲故事的经历也许有不少方面是演化过程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但如果讲故事、听故事再重讲这些故事只能算附带的闲扯，那你也会预计，演化会找到办法摆脱这种浪费。那么讲故事的天性可能是如何在适应性发展中保留下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