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波：《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5)

《明代民歌集》
作为概念的“近现代民歌”，有三个参照系，一是中国近现代史，二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三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文化史；其“整体性”表现为，一是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始终依托、依赖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具体场景，二是承接了明清民歌的“言情”传统与较为严格的牌调体制而又有所延展变化，三是开启了以新语文（白话文）为载体、新文化为内核、承担一定人文启蒙功能的民歌传播接受新局面。
也就是说，近现代民歌积极主动地参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递进程并与其紧密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文学史尤其是近现代通俗文学/文化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中国民歌发展史的长河中，处于封建末世与新时代交替阶段的近现代民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存在，它根植于旧体制的土壤，又经受着新文化的熏染，在诸多因素的交相作用下，近现代民歌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在形制、题材、内容、功能与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与前代民歌大不一样的特征，也因此成就了传统民歌发展的最后一座高峰。
《嬗递》试图在雅俗文学交叉互动的框架内，通过对代表性文献与个案的梳理，全面系统地楬橥近现代民歌的发生发展情形及其在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进程中的表现，钩稽其与赖以生存的国家、民族、民众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最后一座高峰”的斑斓色彩。
傅惜华先生这样形容清代民歌：“犹承明季余绪，旧调之外，复出新声，竞胜一时。”1840年至 1900年，是近现代民歌的准备期，此一时期的民歌，在延续明清民歌“私情谱”（冯梦龙《叙山歌》）特色的同时，适度关注社会问题，开始成规模地出现以控诉青楼、鸦片之害为主题的“新声”，北京书坊梓行的《时调雅曲初集》《时调雅曲二集》与扬州聚盛堂、鸿文堂发行的部分“小本唱片”堪作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