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波：《庶民之声：近现代民歌与社会文化嬗递》(6)

《清代民歌集》
20世纪前 10年，以醒民救世为目的，梁启超、李伯元、陈独秀等人在其主持的《新小说》《绣像小说》《安徽俗话报》上，相继开设“杂歌谣”“时调唱歌”等专栏，收集刊载民歌和拟民歌作品；上海报人张丹斧与钱芥尘，创办杂志《灿花集》，专门刊登文人创作的以改良社会、输灌文明为宗旨的时调俗曲，标志着近现代民歌进入转型期。
1910年以后，伴随着新文化运动 / 新文学浪潮的兴起，石印、铅印技术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应用日趋成熟，新兴书籍、报刊编辑发行业态逐步形成，民歌俗曲进入发展繁盛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团体借助全新的传播手段，向民众传播自由、民主、道德、自治、救国等新思想新理念的理想载体，上说近现代民歌参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嬗递，即是此意。
与前代民歌相比，近现代民歌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是形制更为多样。曲牌及次曲牌一等的腔调数量，较前代民歌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边关调】【鲜花调】【栏杆调】【太平年】等此前少见未见的新腔新调风行城乡各地，与旧有牌调【满江红】【五更调】【剪靛花】等交相辉映；民歌与“俗曲”的界限愈发模糊，鼓书、弹词、琴书、二人转（台）等民间曲艺中的短篇，亦加入“民歌”阵营，共同为生民发声，为时代留痕，刘半农、李家瑞编撰《中国俗曲总目稿》与刘半农审订、常惠编选的《北京小曲百种》、李家瑞撰《北平俗曲略》等，均在“俗曲”“小曲”的旗帜下，汇聚了传统“民歌”之外的众多鼓书、岔曲等民间曲艺体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