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提尔曼斯：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3)

© Wolfgang Tillmans
尽管他的许多肖像照片令人难忘，甚至具有标志性，例如《科琳》（Corinne，1993年）、《苏珊娜和卢茨》（Suzanne & Lutz，1993）年、《超级草丛II》（Supergrass II，1997年）等代表作，从根本上讲是非写实的，并且根植于社会背景中。需要记住的是，当提尔曼斯刚开始拍摄肖像的时候，肖像摄影的主要形式是理查德·埃维顿（Richard Avedon）和欧文·佩恩（Irving Penn）的戏剧性作品，他们的拍摄对象经常被隔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世隔绝。正如本杰明·布克赫（Benjamin Buchloh）轻蔑地描述这些作品：
他们强调的肖像摄影和绘画类别的持久性与被描绘的“主体”本身一样绝望。他们以怪癖的形式绝望地拍摄这些人，并把他们变成怪胎般的奇观，成为他们自己试图支撑传统中产阶级的独创性和个性的概念的牺牲品。
尽管提尔曼斯拍摄的人物，的确经常对自己的“个性”做出极端的断言，但他们始终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提尔曼斯的肖像作品模糊了公共人物、情景与私人的区别，但所拍摄的人未曾从所处的环境的特殊性中脱离。

© Wolfgang Tillm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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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作品中，无论是否有人在场，他们总是暗含在其中，就像树枝上总会有另一个花瓣，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情境会导致对提尔斯曼目标的混淆。例如，他不是亚文化的纪录者。“我从未打算成为90年代的摄影师。”他说“但这些人让我感到很亲近。”他作品中的纪实性是他追求情感反映的次要效果，但这些反映发生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
如果说提尔曼斯拒绝了埃维顿和佩恩那种炫耀性的舞台式摄影风格，他正在努力追求一种完全透明性的记录，但他还没有天真到完全相信这种可能性。提尔曼斯的肖像作品实际上模糊了真实性的问题，使一个普遍的假设复杂化，即一张直接的照片就是他们“最真实”的记录。取而代之的是，他沿着一条假设的在直接摄影和导演摄影之间的线，在这条线的不同点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