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18)

布尔迪厄讲：“由于我的一部分研究是为了推翻在对社会世界的分析通用的许多思想模式，这些偏见在我看了愈发不公正或不适宜。于是我提出的分析和模式曾经常常通过某些思想范畴得到领会，这些思想范畴，诸如二元论思想大量迫不得已的两者择一(机械论目的论、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全体论个体论)，恰恰在我的研究中取消了。”(47)正如他在《实践感》一书“卷一，理论理性批判”前言开篇所言“在人为地造成社会科学分裂的所有对立之中，最基本也最具破坏性的，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不断重现，但在形式上几无更新。”(48)
历史沉思三
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独特，而非普遍。但20世纪西方音乐学体系被作为普遍主义的学科原则，跨越了文化差异，成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基础。
布尔迪厄从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指出了这种普遍主义的问题，他讲：“将特定情况普遍化的倾向是一切形式中的人种主义的根源，并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倾向本身具有宽容和美德的所有表象。普遍性的帝国主义包含在对言语普遍主义的同化式合并之中，它可以通过一种对经院要求的普遍化……学校教育制度，如果它能够推行对文化法则的大致普遍的认可，同时远远不能以如此广泛的方式分配对于普遍成果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遵守文化法则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它就为民主认识论的社会正义论提供了一个虚假的、但在社会意义上非常强大的基础……把这种东西(合并主义)当成普遍的，并在政治、法律、科学、艺术或文学方面，将它强加于自身和其他国家。在这两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方式心照不宣地被当成标准和人类本质的完美实现(所有种族主义都是本质主义)，它倾向于通过普遍化功能，表现得像是自然而然的，而普遍化功能将来自历史区别的特殊性，将一些(男性的、白人的、西方的等等)特殊性变成不明显的、中性的、普遍的特征，将另外一些特殊性变成否定的、受谴责的‘天性’。
被统治者(黑人、阿拉伯人或东方人)的区分特征被定义为某些缺陷，这些缺陷与一种(原始的、女性的、大众的)‘精神气质’有关，也就是与一种天性有关……”(49)
从布尔迪厄对经院哲学批判的效果历史来看，其实质涉及当今人文科学前沿及后现代思潮对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学体系及教育体系产生历史的认识论哲学基础的解构。为何布尔迪厄要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呢？
布尔迪厄曾经讲道：“如果一定要确定我的归属的话，我宁肯说我是个‘帕斯卡尔主义者’。”(50)他认为自己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对理性和认识论的反思，都应归功于帕斯卡尔的暗中支持。他为何将自己置于一个非笛卡尔主义者思想的庇护下呢？按照法国学者吕西安戈德曼的说法：“帕斯卡尔代表了西方思想从理性主义或经验原子学说，向辩证思想的伟大转折。”(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