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17)

布尔迪厄对康德美学的挑战是建立在社会人类学基础上的。他将康德美学的共时和普遍性框架放到历史中去评价，他指出，康德美学从审美经验过渡到艺术经验，在抵达艺术自律论只不过是在一定社会长于中生成的艺术机制而已，并非普遍性的人类真理。康德强调的审美经验是对纯粹形式的无功利，这种纯粹眼光并非像他宣称的那样超脱于功利目的，而是隐蔽地执行社会区隔功能。
布尔迪厄的《区隔》一书被称为20世纪社会学十大名著。布尔迪厄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出自于他的人类学研究，在他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方法建构的普遍认识和感知模式形成的问题化之后，他将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延伸到审美的问题。在《区隔》一书导论中他指出：必须穿越高雅的审美趣味和低俗的日常消费之间的分界线，把饮食口味、衣着打扮和观赏绘画作品、聆听音乐，都视为习性影响的文化实践或符号实践。(44)他还提出，为什么审美经验不像正统观念认为的那样，是普遍、共同的？下层老百姓的鉴赏角度为什么不同于艺术家和学者？
作为经院哲学在音乐学院的三种表现，正如布尔迪厄所言：“三种形式的错误建立在相同的原则上，这个原则是对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对一种特定的社会条件支持和允许的世界观的普遍化，还建立在对这些可能性的社会条件的遗忘和压制上，这三种形式被一种亲缘关系连接在一起，相互支持，互为担保，这就使得他们更加牢固，更能抵制批判。”(45)
布尔迪厄指出的“相同原则”即主客观认识论原则，而“这个原则是对一个特殊情况也就是对一种特定的社会条件支持和允许的世界观的普遍化”，指的是18、19世纪甚至到20世纪上半叶认识论哲学主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音乐学的特定社会条件支持和允许的世界观的普遍化(全球化或现代化)，并建立在对其他社会及文化和音乐社会条件的遗忘和压制上。这种经院理性历史“产生我们思想范畴的集体历史，以及这些范畴由以灌输给我们的个体历史：比如，我们可以从教育制度的社会史和我们与这些制度的(被遗忘或被压制了的)独特关系史中期待几个关于客观和主观结构(分类、等级、体系、问题等)的真正发现，这些结构总是不由自主地支配着我们的思想。”(46)
我们发现，正是近现代历史以来在学习西方音乐体系的过程中，我们不经意或不知不觉地将西方音乐体系作为了我们学习音乐的普遍基础，从近现代音乐教育制度的社会史和中国音乐教育将西方音乐学体系制度化的独特关系史中，受布尔迪尔对“经院理性的批判”的启迪，我们开始了对西方音乐学体系的音乐的客观结构(如曲式作品及复调几何的客观分析)和主观结构(音乐的逻辑思维、分类、等级、体系、音乐问题等)“经院理性哲学基础”的真正发现，这些结构总是不由自主地支配着我们对所有音乐以及音乐历史的写作与思想。我们完全放弃了中国哲学、东方哲学主客观合一的音乐哲学思维结构对其音乐文化价值所具有的主导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