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15)

”(37)相对于西方音乐的认识论中心主义特征，东方音乐则是以直觉、整体把握的哲学方法论为特征的，其根植于东方哲学的知行合一、天人合一、主客观合一的思想框架。这可能是西方音乐中心特征的缺失；反之，西方认识论又是东方音乐中心特征的缺失。
为了抵制西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布尔迪厄使用了“习性”的概念来阐释社会的文化行为，他讲：“(我们指出)习性概念的首要功能就在于强调，我们的行动常常是以实践意识而不是理性计算为原则的；或者，为了反对意识哲学(其范式的表达可在笛卡尔那里找到)和机械论哲学(刺激—反应的组合)共有的不连续主义和现行主义的观念，(我们指出)过去仍然在它所产生的配置中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或者还有，为了反对某些致力于分析单独的(美学的、情感的、认识的等)禀赋或态度的实验心理学提出的原子论观念，反对使所谓‘纯粹的’高级鉴赏力与初步或低级的鉴赏力互相对立的(被康德所证实的)表象，(我们指出)社会行动者经常出人意料地具有比我们能设想的更系统化的配置(比如趣味)。”(38)
其二，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利己主义的普遍主义的道德主义”在音乐方面则具体体现在音乐学院以个人成就为人格表达形式的伦理范畴。它以培养伟大、天才的作曲家、演奏家等个人为目标。布尔迪厄讲道：“唯智主义所特有的经院式幻想，在这种情况下，被对个性和‘个人’的学校教育式崇拜和培养的作用增强了。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被设想为‘个人’的东西(个人意见、个人风格、个人观点)与一切非个人的东西(海德格尔的‘常人’、一般人、庸人、众人、不自然的人)之间的对立，是以学校判断为理论一句的伦理学和美学定见的核心，这种自然而然地进入平行对立系统，这些平行对立与另外一个围绕富有与贫穷之间的对立而构成的集合一道成为一切象征秩序的基础，产生了一方面是稀有、高雅、杰出、唯一、专有、不同、创新、不可比拟与另一方面是平常、一般、平庸、普通、寻常、中等、习以为常的区分，以及在出色与暗淡、高雅与粗俗、精致与粗糙、高贵与低贱之间的所有类似区分。
”“理智主义的普遍主义深深地根置于对个人观点的极度精英主义的信仰之中。”(39)
我们知道，自20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个人的自由及个性的和创造力的发挥有着重要的个性解放思想目的。音乐领域中，许多西方伟大音乐家的音乐成就被引入，同时，也引进了一种文化价值观。在全面接受西方音乐价值体系所具有的文化意义时，我们也要看到，在音乐领域，民族的、地区的、大众的音乐被忽略了，或者说东方音乐的集体主义表达或伦理范畴价值以及真善美合一的文化自觉方式也被排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