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22)

2.人类大脑的扩张被认为是有人类语言能力的进化引起的，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驱使大脑扩展的音乐，大脑的音乐区域与语言区域之间的关系对理解这种扩张有重要意义；3.语言进化的结构性解释中，发声被看做是对姿态表示的一种替代，因为，音乐表达在大部分群体仪式中倾向于与动作、姿态密切相关；4.语言进化有着某种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与人类群体结构的进化和潜在的社会关系有关，这也是音乐方面的事实，而且这种表现音乐比语言更清晰。社会结构和音乐形成之间的关系在音乐人类学中比在社会语言学中探讨得更多。(53)
在动物群体中，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明显特征在于“词汇造句”，它可以提供定义一个句子的标准，而“音韵造句”在某些动物群体中(特别是鸣鸟类和鲸类)广泛存在，它是简单组合的声音要素创造出的声音模式，它们的发音部分是通过练习获得的，而非人类灵长类动物的发音则是天生的。鸣鸟类有更多的发音技能，因为它们广泛使用了音韵造句。P.马勒认为：“言语和创造音乐的前提是要具有能自由地运用声音要素中的音韵再结合从而创造出新的声音顺序的能力。如果动物歌唱是通过练习得来并且取决于多样的音韵信号，就像人类的音乐一样，最初是有感情而无象征的功能的话，研究它们就有可能是研究人类的音乐起源与动物的一种途径。”(54)“动物的歌曲没有像报警和发现食物的叫声有语义的内容。歌唱曲目一代又一代地传递不是为了丰富语义，而是为了创造多种不同的感觉…
…在这些鸟儿歌曲中的音韵造句并没有增加和我们人类说话一样象征性功能，倒是音韵造句被用于动物的音乐作曲中。”(55)“音韵造句的可能性不论对于说话、语言还是音乐的出现，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56)
我们发现，这种“音韵造句”在东方音乐中仍然保持了很重要的地位，而西方音乐更明显突出了一种逻辑命题式的“词汇造句”特征。如抽象的音乐词汇造句：以音程、和弦、主题、动机、副动机的“词汇造句”；在复调中的主题、答题、对题；在音乐曲式结构中的主部主题、副部主题、变奏主题、回旋主题、对比式主题等等“词汇造句”。
在中国戏曲音乐台词中的“韵白”极具音乐性，音乐中的“气韵生动”“韵味”“神韵”，工尺谱的演奏演唱要经过“韵腔”“韵谱”或者“润腔”“润谱”都具有单个音微观“高速运动”的音响特征，也有人称为“音腔”。一个汉字不是一个而可能是多个观念或概念的符号，这种一个视觉符号对应于多个意义的结构显然不同于西方语言中声音—意义一一对应的模式。中国音乐与文学有着长期紧密的联系，中国诗歌的音乐性或中国音乐的音韵性出自汉语音韵学或语音学为基础的固定声调和音律体系。汉语与西方的音韵学体系不同，除了音素体系之外，还有“四声”的声调体系，在中国南方甚至有“七声”的声调体系，而元音辅音的声调与音韵体系的音响微变和多变性丰富了音乐和诗歌的音响、音色、力度与时值的声音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