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音乐的帕斯卡尔式的历史沉思(10)

确实，毕达哥拉斯音乐是“数”和宇宙是“数”构成的观点对西方音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上面“历史沉思一”，我们提到了柏拉图也曾受到毕达哥拉斯的影响。
2010年9月，在姜蕾对阿伦·福特的采访中，当问及音乐结构与语境的关系时，阿伦·福特讲道：音乐分析的中心任务是音乐的“结构”，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点上，而不是去关注作曲家的个人故事、社会政治条件等问题，否则分析者将会偏离他(她)们的主要研究轨道。顺便说一句，有关生平故事之类的事业主要是业余人士的工作，他们一般没有太多的音乐经历，由此也容易漫游在那些诸如政治、社会条件之类的遥远话题。在我的论著《无调性音乐结构》以及其他的专题论文中，我所关注的是创作母体(Matrix)，针对作曲家的作品草稿，草图进行技术研究，并对实际乐谱进行修正，而避谈作曲家个人生平方面的内容。
当问到：中国的音乐分析理论发展而言，有部分学者认为，存在着一种从最初的“曲式分析”向“音乐分析”、“音乐学分析”，再向“音乐分析学”的进化路程。在西方的音乐分析体系中是否存在类似的发展路径？你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阿伦·福特答到：“在我看来，那种认为音乐分析理论发展是遵循从曲式分析向音乐分析，音乐学分析，再向音乐分析学的发展路径的观点，是一种误解和误导，也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复杂化。当然，尽管音乐的分析偶然也涉及其他分支学科，如音乐批评与音乐美学。这点尤其是在报纸媒体(的音乐文章中)比较突出，举一个例子，《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音乐版编辑就曾是我在耶鲁的音乐理论专业的学生，他的文章涉及方方面面。”
当问到：当初是怎样想到用数学的方式来处理你的音乐理论问题？数学为你成功的音集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怎样的帮助？音级集合与数学的关系？
阿伦·福特答道：我对数学很感兴趣，一直以来我的数学很好，后来，我曾在麻省理工大学(MIT)教书2年，接触那些理工科的学生，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说明问题时，数字总是比文字更可靠。而且，数字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大多数的人都能懂数字，包括中国人，所以数学能为国际间的交流提供一种便利的渠道，由此用数学解释音乐理论同样能发挥这种优势。你还记得我访问中国时，一位年轻的中国学生与我讨论音集理论的问题，他的英文口语不错，但当我们坐下来谈论音乐技术性细节问题时，语言的解释似乎不够用，不过当我们借用数学的知识来探讨他的分析图表时，则能使彼此的沟通走得更近些。(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