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变坏，是从年轻人没空谈恋爱开始的(6)

“浪漫爱”则提供了另一种叙事典型，一场暴风骤雨。以法国小说《茶花女》为例：主角阿尔芒·杜瓦尔爱上巴黎名妓玛格丽特·戈蒂耶，他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社会结构对于浪漫爱情的反动：不仅要挑战贵族将性别关系贬低为一时肉欲与消遣，还要对抗小资产阶级婚姻的功利本性。
《茶花女》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认定“伟大的爱情”是值得耗尽一生去追求的事业。而那些浪漫主义的反叛者寻找真爱，实际上是在寻找建构一个全新的身份：爱情让他们第一次拥有了自我的意识。爱情所代表之物，比直接的性满足更为伟大，也更具威胁：个人的自由与自主。
这种爱的英雄气概，成了一场真实的斗争；而集中在生育、常规和女性范畴内的日常生活，变得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在五四的爱情小说里，那些年轻的恋人为了能在一起，总是公然忤逆家长的意愿。对抗原生家庭，成了一种恋爱的道德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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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用来革命的
与今天“恋爱降级”的时代氛围不同，从五四到社会主义时期，爱情是被无限拔高、甚至被改造为另一种能动力量的。
五四浪漫派在“爱情至上”的标签上绑定了自由、解放、性别平等和社会转型的希望。然而，在一些爱情左翼及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家们看来，这种爱情依然不够革命。这些城市知识分子做派的爱情，带有强烈的精英化视角。比如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的张竞生“爱情法则”，对他而言，贫穷、丑陋和无能之人绝无了解爱情的指望，哪怕他们理解了爱情，也总会败给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竞争者。如此一来，爱情就成了富人和有产阶级的特权活动，而不是一种普世的经验了。
恋爱与革命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
尤其到了1920年末，灭国的危机、战争的焦虑迫在眉睫。革命性与恋爱热同时高涨的青年，创造了革命加恋爱的叙述模式。为什么一名典型的女工人就应该爱上一名典型的男工人呢？爱上一个典型人物，意味着爱上他或她所代表的那种意识形态集体性，而不是他或她的个人气质或特征。本质上，这是一种阶级之爱，即便它以浪漫之爱或性欲之爱的方式彰显自身。
然而，社会主义时期去性化的革命之爱，在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之中，不再富有生气，而成为压抑情欲、模糊性别差异的苦难叙事。于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再度经历了《简·爱》那种浪漫经典的洗礼，以及弗洛伊德的流行。加诸爱情之上的禁忌与历史重负，也统统卸下了。20世纪末，我们见证了一批都市女作家的情欲书写，“下半身”的故事在出版市场获得极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