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里的“王孙美学”(2)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宋代科举制平民化的仪式，具有后现代的意味，它冲淡了魏晋隋唐以来世家大族以及军功贵族政治的诗歌体，随之而来的社会风气就像很接地气的宋词白话体了。
虽然，科举制创始于隋唐，但因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遗续，很难真正面向寒门开放。宋代则完全不同，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宋朝文人政治定调以后，科举考试全面向寒门敞开，培养大量文人参政议政，形成以士人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不光有足够的基数，还表现了“共同体”存在的质量；除了“修齐治平”赋予他们的家国传统语境之外，他们还要争得表达个体意志的话语权，一个新兴的拥有精神内涵的阶层正在崛起。他们以文艺复兴的方式，在绘画领域首先实现了审美话语权。他们制定评估标准，主导审美意趣，创造艺术潮流，转动文明风向标等等，因此，发生在中国11世纪的绘画“写意”运动，不仅仅是从晋唐以来皴染绘画技法的探索，更为深层的意义是强调个体的独立意志以及自我意识的表达。自苏、米等西园十六士发起画坛上的“写意”运动以后，北宋士大夫在绘画艺术上的话语分量，很快飚出一个流派。
中国历史上如果说有一个文人政治的好时代，那就应该是宋代了，它至少实验并实现了文人政治。南宋遭灭朝重创，那种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士阶层被打散，被打懵的画家们，重又回到宫廷的庇护下，重拾“待诏”身份以及接受命题作画的画匠节奏。不过，作为精神楷模，士人“人格共同体”的影响深远，毕竟北宋未远，南宋遗韵犹浓，谁接受了这一影响，谁的自我完成就更为出色，比如梁楷。
北宋的风气，塑造了苏东坡可供审美的人格样式，以他为精神领袖，才有“人格共同体”的聚玉成璧。元丰年间虽党争激烈，但少有突破人格底线以至于肉体消灭的反人类行为，反而在惊涛浮沉之后，再现了抛却分歧的彼此审美。“从公已觉十年迟”，便是苏东坡发自肺腑地审美王安石。作为宋代士人“人格共同体”的象征和凝聚力的源泉，苏东坡的人格被普世化为共同体的“人格”底线，他的人格影响力，提斯了整个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与格调，赢得普世的击掌。
王安石逝世，哲宗命苏东坡代写悼文，也代表了一种倾向性，表明宋代社会对士人“人格共同体”的普遍认同与拥趸，以至于被后世盛赞的“宋代士人社会”，也多半来自士人“人格共同体”的启示。
这是一份历史启示录，启示我们更多关注士人社会或士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非仅仅取决于顶层设计的宽容与雅量，而是士人“人格共同体”的自塑能力。一个健康或健全的社会，需要“人格共同体”的引领，作为社会的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如果没有负责任的塑造一个“人格共同体”，只是单纯地追求话语权以及用话语权实现各自的功利诉求，却缺乏人格建设作为底线的保证的话，那么当这一庞大的精神体面对社会伦理缺失的同时，也会碎片化为人性的散落姿态，而被社会抛弃在无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