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画里的“王孙美学”(3)

关于人格底线，“常识”以为，应该在常识上设置“底线”，可常识属于认知范畴。一个社会的底线值，不在于认知，在于审美，而人格属于审美。
以常识还是以人格为底线，结果或许不同。以常识为底线，是认知的最低标准，从最基本的人性出发，依赖于经验性的判断，虽然保持了人性的尊严，但其中潜伏着认知固化的危险，而且很容易迷失在乌合之众的廉价流量上，殊不知“乌合之众”正是集权制下的精英福利。以“人格共同体”为底线，具有超越性的升华期待，诱使人性皈依形而上的精神祈向，底线的高度就会落在精神向度上。
“人格共同体”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但需要士人的伦理衬托，为社会提供审美或引项趋之的目标。正如苏东坡与王安石的不同，前者可以作为人格共同体的精神领袖，后者是可供观瞻的个体独立的思想标本。在同一个“人格共同体”里，才能坚守共同的底线，作为社会的中坚，扶持着一个具有“人格”审美能力的社会。因此，“宋代士人社会”的根本，是建筑在士人自身的“人格共同体”的自塑能力上的。
具有“人格”审美能力的时代不会变形或毁型，不会沉浸在整体非理性的扩张上，而更多倾力于审美的度量中，在自信又有节制的氛围里保持文明的身段。美的本质是真善，简单而平凡，它们被哲学从人性中提取出来，以形而上的普遍法则升华为人格底线。若一个社会能与具有超越性的人格底线保持不断接近的状态，就会是一个启人向上、诱人回归内在的、具有美学风格的、以中产阶层为责任人的社会。
宋代王孙们，受现实政治环境的挤压，不仅仅生活在一种价值认同倾斜于士人共同体的环境里，关键还处在这样一种人格境界的耳濡目染中，敦促他们的精神向上超拔，向士人共同体靠拢。
王孙画派的群体构成
公元12世纪后半叶有一位艺术批评家叫邓椿，写了一本绘画艺术论著，名为《画继》。继谁？邓椿说他要继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与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之后，续论画史。
作为南宋初期的文艺批评家，邓椿的艺评洞见，来自于彼时以苏、米为首的士人人格共同体的启示，与他身处南宋“残山剩水”的院体小景、以及“写意”正在失去它的士人精神正呈鲜明的对比。他一边兴奋地盯着画史上南来北往的画家们在他眼前穿越，一边斜睨着被他贬鄙的现实中的院体画匠们，拷问当下，他对当代画家萎靡于院体风尚并不避讳他的品评姿态，甚至责之尤甚。
他在《画继》中录入了219位画家，对于他们作品的赏析以及褒贬尺度，他没有因袭，而是有着超越南宋初年院体的复国散调，直接北宋以来士人“人格共同体”的审美趣味，观照和品评作品中的人文精神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