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获奖经典《迪兹先生进城》：“怪诞喜剧”引发的思考

文：宿夜花
生活在物欲横流、利令智昏的浮躁时代，是选择随波逐流成为巨型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安稳却无棱角？还是选择坚守自我，纵使千磨万击仍旧矢志不渝？当“精致利己”、世故圆滑、成为了一种习惯，纯洁与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却被视作另类并遭到他者的嗤之以鼻，甚至不乏讽刺挖苦、揶揄嘲弄。
对于现实生活，功利主义总是可以带来最简单、直接的物质享受；但理想主义永远不会消亡，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总是不惧世俗的嘲笑，用他们青春的反叛、少年的纯真、满腔热忱的正直与勇气，去践行红尘俗世间的理想与诗意。
电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那些于残酷现实之中泯灭掉的美好理想与良善品质，总是会在电影中再现。弗兰克·卡普拉导演的“怪诞喜剧”《迪兹先生进城》正是讲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影片获得了第9届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
弗兰克·卡普拉，作为经典好莱坞时期，最负盛名的导演之一，曾3次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尽管在后世的评价中，并没有太多人将其视作“作者型导演”，但其作品体系有着统一的主题（理想主义者创造的奇迹）、一脉相承的价值观与思想诉求（忠诚理想责任）、完整自洽的风格（注重喜剧的“怪诞性”与“社会性”）。

如果说弗兰克·卡普拉的《一夜风流》成为“神经喜剧”的里程碑，凭借的是凭借的是机智幽默与诙谐讽喻，兼顾两性爱情的曼妙与社会学上的反思批判；那么电影《迪兹先生进城》更像是性别置换版的《一夜风流》（报社记者的性别设置成女性），是卡普拉随后的佳作《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的一次成功预演。
一般来说，狭义上的“怪诞喜剧”多指具有明显的“性别反抗”主题的爱情喜剧，以女主人公荒诞不经、荒谬无稽的行为对抗传统性别权力结构、话语表达的不公正与不对等，诸如凯瑟琳·赫本的《费城故事》“女性主义”诉求就占据了电影的主导性；卡普拉的喜剧比之两性间的传统秩序反叛，重点更聚焦在社会反思与现实控诉，讽刺性与批判性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