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获奖经典《迪兹先生进城》：“怪诞喜剧”引发的思考(3)

这种看似简单直接的对比，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电影拍摄的30世纪，正是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的城市失业者饥寒交迫、乡村耕种者流离失所，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不同人在萧条的大环境与整体恐慌焦虑的心理状态之下，有着更密切的接触。
一方面，城市是金钱与机会的载体，它给予生存机会与阶级跃迁的可能，却随之带来了不安与焦虑；影片中，迪兹在获得了巨额遗产之后，变成了周围各色人物谄媚、奉承的对象。这是消费主义在城市深入人心的一种体现，将金钱利益视作最高追求，为此不惜一切偷奸耍滑无所不用其极；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为此不惜用尽手段蚕食倾轧他人。

另一方面，乡村虽然是落后且闭塞的，却凝聚着传统价值观，是回归自然主义的精神港湾。迪兹的幽默风趣、内在的慈悲与怜悯之心、践行的人道主义精神，却被城市的投机者与食利者视作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疯癫者、被大肆嘲讽与讥笑。
从更深的社会批判性来看，这种城乡价值观的冲突与阶层间的差异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饥民代表的乡村、小镇自食其力以劳动力谋生的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资本家、律师象征的是城市富人等上流社会巨头。“天降横财”的戏剧化情节，赋予了迪兹阶级跃迁的可能性，但随着迪兹将遗产分配予底层穷苦之人，他自动回归乡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