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序：比司马迁早800年的那部《史记》，告诉我们什么(8)

按照传统道义，臣杀君属于以下犯上的逆行，称为“弑”；杀死有罪之人属于替天行道，称为“诛”。崔柕可以杀掉史官，甚至可以杀掉庄公，但他却无法逃脱历史的批判与审判。
孟子对太史的那种“春秋大义”留下了经典的总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后人心中，司马迁同样有着“太史三兄弟”般的硬骨头。
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司马迁手握史家之如椽大笔，挥写下如许不朽文字——
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历史是对现实失败者的一种补偿和慰藉。可以说，只有受过奇耻大辱的司马迁，方能写下如此留传后世之绝美雄文。
时间是最好的历史书写者。在时间面前，后来出世的班固在写完《汉书》之后，表达出对《史记》的不以为然。他甚至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蔽也”。与班固同一时期的王允更进一步：“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班固所论“其蔽”，也就是王允所谓“谤”。
在一个现实主义者眼里，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无疑是失败者，显然是他留有后世顶礼膜拜的《史记》。
思想的自由，文化的勃发……可以借古，可以讽今，可以知未来……可以成为后学的蓄水池。

“先秦”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中国古代历史将春秋战国时期总称为“先秦”，既然是“先秦”，历史应该以“秦”为轴心而延展开来的。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秦帝国”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