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历史︱君往何处：马克思徘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7)

如今，迪恩街28号是伦敦唯一立有纪念标志的马克思故居。它的底楼开有一家餐馆，叫“君往何处”。先生您去哪儿了？罗西尼去了花都巴黎，而马克思还要在雾都伦敦徘徊。
二、阅览室里的流亡者和改变世界的经济学
从迪恩街到索荷广场，从那儿转牛津街，再往东不远就是大英博物馆，走马观花也顶多一刻钟。大英博物馆又属于一个更大的地理范畴：布卢姆斯伯里，伦敦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
对于布卢姆斯伯里浓厚的文人气息，托马斯·卡莱尔没忍住说怪话的瘾，“总会有那么几个低能儿会去大英博物馆读书。”毒舌有自嘲的意思，他自己就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尤其是他从苏格兰来伦敦的头十年。《论英雄与英雄崇拜》和《过去与现在》，都是在大英博物馆查的资料。
毒舌的作品，成了马克思批评的靶子。1850年4月，文章出炉了，《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马恩联合署名。文章刊发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马克思勒紧裤腰带办的杂志。文章言辞犀利，笔力雄健，归谬法把卡莱尔逼入了逻辑死角。不消说，批评者和批评对象一样毒舌。
文章刊发的时间，约等于作者被安德森街4号房东逼迁的日子。一个月后，马克思搬到了迪恩街64号。又一个月后，1850年6月，他获得了一张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
帮马克思搞定阅览证的是安东尼奧·帕尼奇，意大利左翼流亡者，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阅览室实行专属会员制，类似于绅士俱乐部，马克思在经济层面上肯定攀不上绅士。帕尼奇不理这一套，纵然马克思是贫困的，却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式的清贫。1847年11月，他在红狮子酒吧旁听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比“要有光”更诱惑人。此番马克思的会员申请，给了帕尼奇近距离接触先知的机会。意大利人想都没想，便批准了先知的申请。不知什么原因，帕尼奇在与先知接触中，多次莫名其妙地提及故乡的莫丹那别墅，口气带着诅咒，“富丽堂皇的背后是一团乌烟瘴气，幸亏我逃离了那里”。马克思权且听之，在以后某个时间点，他会觉得“莫丹那别墅”代表了冥冥之中某种响应。
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是此后近30年马克思高频使用的物件。除了出门躲债的日子，马克思通常都会去大英博物馆打卡。马克思的阅读从《经济学家》的过期杂志开始，随后是休谟、洛克、李嘉图，再往后是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他对英国经济学史了然于心，完全可以去牛津经济系当教授。教授一般工作流程是白天在阅览室摘抄文献，晚上回到家里对资料进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