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历史︱君往何处：马克思徘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9)

在避难所流连的人绝不仅是马克思，很多流亡者或者本地人，贫穷的或者富有的，死硬的保守派或者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曾在此寻求精神的慰藉。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像一个时空的容器，收集了各个年代、不同旨趣阅读者的足印。如此之多的人，在此完成了活动轨迹的重合叠加，且多半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当一页页的历史拓片合订成册，当代人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
济慈借阅的书单里有《荷马史诗》，马志尼总带着几片黑面包当午饭，罗斯金弄坏了阅览室公用的鹅毛笔，《记事晨报》小记者狄更斯曾在此赶写他的“博兹札记”……而萧伯纳桌子上居然同时摊着《资本论》和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的乐谱。怎么能少得了说俄语的朋友？列宁、托洛茨基、克鲁泡特金都曾现身于此。还有那些我们熟悉的亚洲人，即将干出一番大事业的甘地和孙中山。
不罗列了，回头说说马克思吧，他的头等大事还是《资本论》。1857年12月，《资本论》第一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一，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信中说的洪水是1857年经济危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它首先在美国爆发，由英国对新大陆基建的过度投资引起，随后危机反噬旧大陆，席卷欧洲。马克思写信当月，英国工业产值下降一半。世界博览会所渲染的“维多利亚繁荣”，踩了一脚刹车。
哈，这正是马克思乐见的，简直喜出望外。因为他的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强劲的期盼成了现实。他对资本主义琢磨得越透，就越相信经济危机是这头巨兽无法治愈的病症。至于病灶，他写进了《资本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马克思的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当然，真理之光也灼伤了他本人。先给颜色看的是大洋彼岸的《纽约每日论坛报》，自1855年起编辑部的约稿逐年减少，文章不再署名，办刊理念冲突等等，报社和作者之间闹僵的常规套路。1862年3月，双方正式解除合作，马克思失去了虽不稳定却堪称重要的收入来源。向西部铁路公司发出的求职申请，也由于应聘者潦草的字迹而遭拒绝。马克思成了自己笔下“有限消费的贫困群众”中的一员。其实，他原本就是。毕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人，从来就没摆脱过个人的经济危机。
燕妮对居住环境变化的感知，匹配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再度恶化。1856年入住的格拉夫顿排屋9号位于肯特镇，随铁路铺设而兴起。因与汉普斯泰特荒阜相连，被贴上了中产阶级的区位标签。这幢房子有英国人理想住宅的四个特点：通风，见阳，干燥和建筑在砾石的地基上。还有个优点是，晴天可以远眺圣保罗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