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觉的历史︱君往何处：马克思徘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10)

刚开始，燕妮对新家是满意的，她动用了“迷人”之类高品质形容词：“我们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坐在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个摆设了旧家俱的客厅，我们真以为自己是住在一个迷人的城堡里。”渐渐地，北伦敦郊区离群索居的生活让她觉得有些不便，她会时不时怀念索荷的烟火气。而在格拉弗顿排屋住了不到两年，最初的那种新鲜感荡然无存……
此后，各种疾病开始换着花样折磨马克思一家人。1860年，燕妮感染了天花；次年，六岁的小女儿爱琳娜得了黄疸病；接踵而来的灾难则降临到马克思身上，他全身长满了疥疮，皮肤病折磨他到老年。
鸡零狗碎的生活，跟皮肤病一样，痒起来就要挠个不停。房租、学费、税款和当铺利息，凡此种种，都让马克思心烦意乱。《资本论》作者个人的主要矛盾是，微薄的收入始终难以满足来月的日常开支。1863年初，人类知识史上的点睛之笔，鸿篇巨著的书名被正式敲定为《资本论》，原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被定为副标题，巨著第二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即将完成。与此同时，作者却濒临绝境。格拉弗顿排屋9号的租客做了最坏的打算：宣告破产，让两个大女儿去当家庭教师，将女佣琳蘅辞退掉，自己则带着妻子和爱琳娜去住宿舍。
他再次向曼彻斯特发出呼唤：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再次倾囊相助，送汇票的邮差又来敲门了。

马克思同女儿们还有恩格斯这一把，马克思窘迫的财政有了大幅松动。恩格斯的资助解了燃眉之急，两笔重要的遗产也不容忽视。1863年11月，《资本论》第三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刚开了个头，马克思母亲逝世，他得到了一笔可观的遗产，600英镑。1864年5月，马克思“不能忘记的朋友”、日后他在《资本论》第一卷扉页致敬的人威廉·沃尔弗逝世，留给他一笔更可观的遗产，800英镑。就在沃尔弗逝世的那个月，马克思又搬家了，格拉弗顿排屋以南几百码的位置，梅特兰公园路1号，一幢面积很大的独门独户的房子。房子住着很是舒适，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房间，能养宠物，甚至还能举办舞会，男主人终于有了一间可以俯瞰梅特兰公园的宽敞书房。关键是这房子的名字让马克思听着耳熟，莫丹那别墅，咦……得去找安东尼奧·帕尼奇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