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对自然的驾驭，可以管窥人类统治的本质(3)

19世纪中后期，崇尚科学的黄金时代，德国人并不甘于只做“诗人与哲学家”，而是大力建设威廉港、开发酸沼、大兴航运、筑造水坝。无数工人忍受着简陋的生活条件与疟疾流感的侵蚀，在潮湿恶劣的环境中艰苦劳作多年，才建成这座见证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兴衰荣辱的威廉港。航运蒸蒸日上，蒸汽与柴油带动大宗货物的运输，客轮与火车一道都被民众视为进步和解放的象征。与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帝国主义相呼应的，是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心。
无数的人工水坝逐渐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成为现代德国景观的重要元素。然而，在德国景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改造自然、工业化建设的副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人们逐渐对物种灭绝、物种入侵和生态失衡有了概念。

腓特烈大帝视察莱茵布鲁赫的新定居点。
从征服自然到保护自然
在奥得河以东，德意志民族既体验了民族自豪感的无限膨胀，也经历了丢失故土后的流离失所。德国人的拓荒范围一度扩展至波兰与苏联交界的普里皮亚特沼泽。德国人把这片沼泽视为试金石，以“证明技艺精湛的德国人远胜懒惰的斯拉夫人。”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大都视德国人为“文化的使者和承载者”，而视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为劣等种族人口。地理景观有了种族属性，“真正的德国景观是生机勃勃、特性鲜明、整齐有序的，最重要的是它将是繁荣的。”二战时期，德国人对生存空间的渴望、自命不凡的民族意识与极端种族观念在此交汇，最终，普里皮亚特沼泽在一场东欧的“印第安战争”中成为了杀戮之地，而没有成为德国人的“新边疆”。
二战后，德国人为丢失东部故土而心痛，却也不得不接受现实，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西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但在经济奇迹的背后，却是人们对自然环境巨大而深刻的开发与改造。为拯救“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所有原生态的泥沼都被开发殆尽。人类的行为必然引起大自然的逆反，鱼类减少、河流污染、水资源滥用的问题日益突出。70年代之后，环保主义逐渐成为西德政治中的重要力量，西德逐步实现了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经济与环保并重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