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用毕生谱写中国战歌|不远万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1(3)

刚到中国的头几个月里，史沫特莱在中国到处旅行，从哈尔滨、沈阳、大连到天津、北平和南京，在与当地官员、学者和老百姓的交往中她慢慢了解到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文化习俗，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
身为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初到中国的史沫特莱与身边的中国人格格不入。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包括史沫特来在内，大多都比一般中国人富裕。大多数洋人从来不做体力活，他们居住在租界中，生活安乐，有仆役侍候左右，一般只与上流社会的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驻华记者们根据中国报刊的文章、政府的正式公告、与有影响力的熟人的谈话，勾勒出笔下的中国图景。而他们的采访对象往往是那些对国民党政府感到满意的人物，他们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对于中国人民的苦难也见怪不怪。一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德国人曾一本正经地对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对砍脑袋是不怎么在乎的，他们对此习以为常。”②
作为欧洲一家重要报纸的驻华记者，史沫特莱不难见到各类重要人物。然而在一次次采访碰壁后史沫特莱逐渐明白，中国是个政治上保守秘密的国家，刨根问底、直截了当的提问，尤其是当涉及非法鸦片买卖、贪污腐败或政府帮助百姓的计划等实实在在的问题时，对方会噤若寒蝉，委婉谢绝。于是，史沫特莱慢慢地适应了与官员、学者的应酬往来，在酒席宴会的闲话中建立相互信任。
史沫特莱的工作和国籍带来的特权让她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钱的阔人，她也曾一度沉浸在纸上论道、美酒佳肴、推杯换盏的“精神贵族”的表象中。然而，在北平的一次聚会让她清醒过来。饭桌上，东道主大谈特谈中国没有阶级，阶级是马克思学派的虚构，自己的包车夫拉着自己时，两人像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散会后，酒足饭饱的史沫特莱和友人坐在月光下的黄包车上，由咳嗽不停、饥肠辘辘的车夫拉回家去。她听着友人哼着“有一个囚犯不肯出狱，只因为那囚牢是爱的监狱”的戏文，看着前方气喘吁吁的车夫，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父亲的背影。她曾经也是个买不起房子只得住在城外的帐篷里，因为家里连张床单都没有而感到难为情的矿工家的小女孩啊。她被同伴虚假、伪善的言论激怒了。
“你们听着吧！把你们的包车夫拉回家去吧！我们全体都下车去，把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以身作则用实践证明中国没有阶级！”③史沫特莱厉声说道。
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现实的把握，在这种傲慢与愚蠢、伪善与真实的冲突中慢慢成长起来。她在东北居住的三个月里，从各种消息渠道了解到日本人对铁路系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土地投资等方面的政治渗透和经济控制的程度，了解到哪怕中国方面有一点点改良，日本人都认为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史沫特莱据此写了《日本在满洲的铁拳》的报道，论述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计划，然而她供职的《法兰克福日报》却怀疑报道的正确性，这篇报道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