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右翼崛起前夕：“反平权修正案”的主妇们是如何拉开文化战争序幕的？(3)

1973年，Phyllis Schlafly与Betty Friedan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就ERA展开公开辩论。Schlafly称“你就是没法立法让中年妇女获得所有人的同情”，因为明了Friedan的离异身份，她继续挑衅说道，“你，Friedan女士，是我见过的最不幸的女人。”这句话成功地激怒了Friedan，让她口不择言地嚷出了上述这番话。这个场景出现在《美国夫人》的第四集。对于当时意气风发的女权主义者们来说，这是她们第一次与反女权阵营的领导者面对面，且惊诧地发现，同样为女性，她们的对手固执己见，有着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和同样强大的攻击性，双方仿佛都在“鸡同鸭讲”。

Phyllis Schlafly（左）与Betty Friedan的一次电视辩论
当时的女权主义者的确有理由充满信心。在1973年之前，女权运动已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几十个年头，性别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社会共识。女权主义进程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资本主义在近现代社会的演变，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对此有详细阐述。上野千鹤子指出，“市场”与“家庭”的割裂是近代工业社会歧视女性的根源：在由资本主义统摄的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中，家庭被置于市场之外，即女性从事的生育、家务劳动等“人的再生产”劳动未被商品化，也得不到认可。女性付出的劳动在法律和经济层面没有任何补偿，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都因此获益——男性霸占了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劳动成果，资本主义市场则免于承担“人的再生产”的高昂成本。
追求无止尽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为此，资本主义需要不断开拓市场外部，以解决既有市场供给过剩的问题。19世纪末，资本主义各国开展帝国主义侵略行动，利用战争作为发达经济的倾销之地。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在吞噬了大量男性劳动力的同时促进了女性解放，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正是在此时展开：欧美各国妇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相继获得参政权（英国于1918年，德国于1919年，美国于1920年），女性开始走出家庭领域，大量进入职场，形成了一个未婚女性劳动力市场。然而此时女性还未得到充分完整的就业权利，因为父权制家庭制度依然规定，结婚后女性的生活重心就应该回归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