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右翼崛起前夕：“反平权修正案”的主妇们是如何拉开文化战争序幕的？(4)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日]上野千鹤子 著 邹韵、薛梅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让资本主义各国意识到战争经济的巨大代价和不可持续性，于是转向扩大内需，用更平等的再分配制度为劳动者创造消费需求。左翼思潮把持了西方国家的政治改革方向，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改革主义，欧美各国政府成功平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然而在二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女性发现自己再度被社会边缘化：女性的职业通道渐渐收紧，随着男性实现“全民中产化”，女性成为持家的“中产主妇”，困于家庭之中难以施展才华抱负。1963年，Friedan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揭示了中产阶级主妇的空虚与不满，“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不合理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爆发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
然而Friedan和她的同事们震惊地发现，上述女权主义逻辑得不到Schlafly和她动员起来的保守派主妇们的丝毫共鸣，这些“反动人士”“性别背叛者”不仅不认为ERA将为女性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危言耸听地宣称这将导致“女权极权主义”。双方为何对同一个议题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无法理解对手的思维？

《女性的奥秘》作者、被誉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之母”的Betty Friedan
事实上，性别议题只是自由派的政治诉求及价值取向与保守派出现根本性冲突的一个例子，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教授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看来，这种分歧源自双方道德概念和家庭价值体系的根本差异。莱考夫认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道德体系和由此产生的政治话语有天壤之别。道德政治的核心是“家国同构”，即将国家比作家庭，保守派遵循严父式家庭模式（Strict Father model），自由派则遵循慈亲式家庭模式（Nurturant Parent model），前者衍生出当代保守主义，后者衍生出当代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