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右翼崛起前夕：“反平权修正案”的主妇们是如何拉开文化战争序幕的？(6)

在Schlafly投身“反ERA运动”之前，她的政治抱负是加强国防，提高与苏联对抗的军事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保家卫国、抵御外敌也是保守派的关注重点之一）。在转向“反ERA运动”后，她反复宣传的一个观点是ERA将颠覆美国传统家庭，成功地击中了保守派人士的关切和忧虑。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和1976年民主党候选人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推出一系列自由主义政策后，共和党利用广大宗教保守派对国家政策左倾的不满，将宗教和世俗保守派力量联合起来，扩大选民基础。“宗教右翼”由此崛起，与共和党联手促成了1980年罗纳德·里根的当选。

1977年在一场集会上接受采访的Schlafly
在《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中，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等五位美国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学者指出，从1970年代开始的政治转型恰恰始于“新左派”——与20世纪初诉诸于暴力革命的“旧左派”不同，他们在1960年代争取不同社会地位群体获得认可的反歧视运动中采用了非暴力的斗争策略，即身份政治。然而他们的进攻力没有转化成足够的制度和政策，而去工业化以及高等教育、文化事业和整体社会福利的经费缩减很快击垮了民众信心的基础，也瓦解了新左派的反体制力量。
与此同时，新右派从新左派那里学到了身份政治的斗争策略，推动了热爱种族或热爱宗教的原教旨主义与强调自由意志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右翼合流。左翼力量衰弱之时，右翼乘虚而入，西方资本主义保守派精英引入了持续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只承认最纯粹的、不受任何监管的市场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逐渐远离工业现代化、全民就业和福利的承诺。
事后看来，由Schlafly领导的“反ERA运动”可谓是右翼反扑的序章。
Phyllis Schlafly是女权主义者吗：左右翼文化战争的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