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右翼崛起前夕：“反平权修正案”的主妇们是如何拉开文化战争序幕的？(8)

如果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是反抗“结了婚就做主妇”的社会规范，那么在那之后，女性面临的是再度出现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性别分工要求。上野千鹤子指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不再要求也不再允许女性终其一生始终作为100%的再生产者。这一演变有两个因素：其一，出生率大幅下降减少了女性的育儿时间，但孩子社会化的时间和教育费用在增长，仅靠丈夫的收入或将不足以担负教育费的支出；其二，家务劳动大幅度减轻，资本主义市场发现了“家庭”这一新的市场外部，随着家电商品的不断开发普及，资本主义迅速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商品化，“节省家务劳力的机器将女性推出了家庭，而为了购买这些机器，她们必须要外出赚钱。”
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达成了第二次妥协，确立了“家庭主妇劳动者”这一新的性别分工，即女性为了补贴家用，必须拥有一份有收入的工作。由于参与社会劳动、为家庭换取经济回报，女性的“经济话语权”使家庭内部的父权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瓦解，却又以另一种更巧妙的方式补充了父权制，强化了性统治——女性如今要承担雇佣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双重角色”，这亦是当下女性对“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这个问题如此敏感的原因。

女性如今要承担雇佣劳动和家庭劳动的“双重角色”
虽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者们没能当即实现平权目标，然而进步在历史车轮的缓慢行进中悄然发生，保守派在性别议题上的政治主张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从女权之争管中窥豹看更广阔的社会议题，过去两百年来的民主化进程实际上让人们对保守主义式的、上下等级分明的权力结构容忍度越来越低。正如《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所说：
“在更久远的过去，资本主义由精英把持，满足高等阶级的奢华消费和国与国之间军费高昂的战争需求。在20世纪，资本主义由于大规模市场的需求和政治合法性的需求，开始依赖大众消费。此外20世纪公众的政治参与以及对国家的依赖也使资本主义不敢造成太过严重的人类痛苦以至于出现具有破坏性的强烈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