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19)

而且贾谊的这一诸侯王国观也反映到其实际的政策中，分国策是为了明确汉王朝与诸侯王国的上下关系，藩屏强化策则是以王国制王国。
另一方面，工藤卓司将《新书》视为《汉书·贾谊传》的先行史料，在此前提下，《新书》中的分国策和藩屏强化策的目的并不互相矛盾，相反二者都是本于“三族制家族”的理念以图实现“分国”这一共通目的。此外，《新书》中所见的对待诸侯王的政策，是欲通过诸侯王国的小国化等措施，拉大汉王朝和诸侯王国的实力差距，以图挫败其反叛意图。池田敦志也评价了《新书·益壤篇》中记述的妥当性，并根据此篇分析了贾谊的诸侯王政策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池田认为，吴楚七国之乱在短期内就被镇压的背景应该是，文帝依据贾谊的分国策和藩屏强化策，推进诸侯王国的分割和藩屏国的扩大，使得叛军难以实现统一行动。另外，“郡国制”的局限在于皇帝和诸侯王的血缘纽带随着世代交替愈发疏远，而分国策和藩屏强化策旨在维持“郡国制”的同时克服其弊端。而且贾谊对待诸侯王的政策还是景帝、武帝时期“郡国制”向实质性郡县制转变的出发点。
历来治汉初政治制度史者，多视贾谊《新书》为伪书。但是，芳賀、工藤、池田等人对《新书》的史料价值予以肯定的评价，并从这一立场出发，积极运用《新书》论证贾谊对待诸侯王政策的特色。这一点可以算作芳賀、工藤、池田与先学不同的特色所在。而芳賀等人之说的另一特色在于，这些观点是从阐明贾谊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史角度出发而得出的。在政治史立场上积累的研究，如何同芳賀等人从思想史角度得出的新知走向有机的结合，应该成为今后的课题。
（三）诸侯王国、侯国的制度
最近的汉初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对诸侯王政策和“郡国制”展开了重新讨论，另一方面，试图阐明诸侯王国、侯国各项制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关于诸侯王国的人事，纸屋正和有如下论断：西汉为笼络在关东地区拥有势力的父老豪杰，将人事权、征税役权等委与分封至此的诸侯王，借此保障父老豪杰和民众的权益。特别是诸侯王的人事权，任用父老豪杰为内史和郡守，依照他们的意愿实施行政，同时又任命他们为诸侯王家的高官。不过，这种对父老豪杰有利的待遇因景帝中五年的王国官制改革中诸官的改废而变得有些不利。
关于诸侯王国的财政，纸屋也有一系列研究。纸屋认为，西汉的中央政府财政通过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来运行，同样地，诸侯王国财政也通过公财政和私财政运行。随后，因为诸侯王在对抗中央政府时要动用私财政，武帝在解决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之后，将私财政的主要来源山川、园池、市井之税收归中央政府，以图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此外，纸屋还注意并从关东地区父老豪杰和民众的动向中论证了诸侯王拥有征税役权的意义。根据他的研究，西汉将征税役权委与诸侯王国，希望以此获得父老豪杰的支持。具体来说，诸侯王国民众所课赋税负担比郡要重，而因其服役地仅限于王国境内，故徭役负担比郡要轻。但是，景帝中五年王国官制改革之后，西汉削减了包括征税役权在内的诸侯王权力，诸侯王国民众的徭役负担也随之增加。不过，文帝时期的纳粟政策和武帝时期的削减卫士等政策，减轻了关东地区民众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因此王国官制改革之后该地区父老豪杰并没有反抗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