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汉初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动态(18)

此外，浅野哲弘探讨了王国官制改革的背景，认为改革的契机并非镇压吴楚七国之乱，其直接契机应是窦太后欲立梁王刘武为景帝皇太子这一事件。安永知晃则对王国官制改革的历史意义进行了重新评价。并据此认为，王国官制改革之后，诸侯王仍有从官制层面干预王国统治的可能，改革对诸侯王地位并未带来本质上的变化。而景帝中五年到武帝时期，中央政府以罪对诸侯王的打压才逐渐导致诸侯王地位的低下。
【4】楯身智志重新讨论了推恩令的历史意义。他认为，推恩令的目的在于削减诸侯王的封地，同时也是对想要封太子以外王子为侯的诸侯王请求的回应。因此，推恩令不应当是武帝中央集权政策的集大成法令，甚至可以说是调整、缓和皇帝与诸侯王政治对立的手段。
【5】浅野哲弘讨论了左官法、附益法、阿党法的制定者，指出左官法和阿党法制定于淮南王刘安谋反之际，附益法则以江都王刘建谋反事件为契机施行，二者皆由廷尉张汤制定。将这些情况与景帝中五年王国官制改革的原委进行综合考量的话，可以认为其皆是汉王朝对诸侯王突发事件的应对之法。
综上所述，近年来的汉初政治制度史研究，对鎌田的通说性理解予以了批判性地再讨论，更加详细地阐明了【1】~【5】诸政策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历来将各政策的目的单纯指向压制诸侯王，并过度夸大吴楚七国之乱的影响，上述研究警惕了这些误区，从每个政策的各自目的出发，留意并具体论证了其对当时政治状况和之后时代的影响。期待这一倾向今后也能被继承，并取得更加精细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以新知的积累为基础，今后必将系统地明确对待诸侯王的政策在汉代政治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的意义。
（二）贾谊对待诸侯王的政策与《新书》
贾谊向文帝建议的分国策是其诸侯王政策的特色所在，最近，有学者试图用贾谊《新书》来对此加以阐明。芳賀良信认为，与《汉书》相比，《新书》的记载更加详细，是有用的史料，并用它验证了贾谊分国策和藩屏强化策（分封文帝皇子以强化诸侯王国，并以此抑制其它强大的诸侯王国）的内容。也就是说，贾谊以含有封建要素的“郡国制”为理想，为维持之，他主张在“郡国制”的框架中实施分国策、藩屏强化策，并以此来抑制诸侯王国的势力。与之相对，文帝则是为了解决统治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作为策略实施的分国策和藩屏强化策。如此，旨在实现“郡国制”理念的贾谊，与以应对政治危机为目的的文帝之间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分国策和藩屏强化策在之后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引发了齐国一方内部的对立，同时也发挥了抵御吴、楚进军的作用，为汉王朝带来了胜利。此外，芳賀还认为，贾谊在将诸侯王国视为汉王朝的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还假想其与汉王朝存在对立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