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我在警局重案组实习的日子｜正午书架(7)

在我身处的世界里，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演。《太阳报》中最优秀的记者都辞职了，他们去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业——和警探一样，他们是被体制对他们的傲慢态度赶走的。
斯特里克、乌顿、艾尔瓦雷斯、佐尔斯、利特温、汤普森、李普曼、海曼——他们都是《太阳报》最优秀的记者，可他们先是被边缘化，继而又被买断了合同；他们被放弃，终而由那些年仅二十四岁的助理接任——这些年轻人庸庸无为，更别提挑战管理层了。我不知道如此大动干戈到底为何。最终，《太阳报》管理层辞退的好记者和它重新招募的一样多。当这个费城来的管理层离开这份报纸时，他们留下了十二年内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丰功伟绩”——可是，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的十二年里，《太阳报》的晨报和晚报一样获得过三次普利策奖。
有一次，我和贾尔维一起喝酒。聊着聊着我就意识到了我们所处之境遇的象征意义：在后现代的美国，无论你所服务或为你提供服务的是哪个单位——警局、报业、政党、教堂、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最终，你都会遭到背叛。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古希腊哲人。这不就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写的东西吗？不同之处仅在于现如今的诸神并不是奥林波斯们，而是那些集团和公司。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个人的价值——无论他是经验老到的警探、富有涵养的记者、冷酷暴力的街头男孩，还是第三代码头工人、偷渡的东欧性工作者——已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在见证了《太阳报》和凶案组所历经的变化之后，我开始为一部HBO的新电视剧写剧本：那就是《火线》。好歹，它占去了我接下来的时间。
很多记者都相信，他们应该和调查对象保持距离，用一种分析、客观、具有专业精神的态度去写作。很多记者都致力于报道丑闻和人间的悲剧，他们相信，对人性抱有怀疑且同情的态度是并不足够的。当然，他们的作品准确描述了所报道的事件，也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可是，即便他们所报道的是真实事件，他们对真理的揭示也并不比任何其他形式的叙事多哪怕一丁点儿。
多年之前，我曾读到过一篇针对理查德·本·克雷默的访谈。采访他的同僚提出了相当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一种——至少在新闻编辑室里——禁忌的爱。他问克雷默，他是否喜欢他在《代价》一书——这本关于总统选举政治的书完全是杰作——跟踪报道的总统候选人。
“喜欢他们？”克雷默回答道，“不，我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