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我在警局重案组实习的日子｜正午书架(5)

突然之间，我进入了一个无法被大多数记者接触甚或被他们遗忘了的世界。这可不是作为当日新闻事件的凶杀案，也不是源自古希腊的道德悲剧。那年夏天，当尸体随着热浪来临越垒越高，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生产死亡的车间里。这是一条死亡的流水线。在这个衰败的美国老工业区，什么都已经停止生长了，唯独死亡还在生生不息，唯独“心碎”还在大批量地被生产着。我告诉自己，也许，真正超现实的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吧。
那年12月，他们最后一次找“捕鱼人”谈话。他坚持住了。拉托尼亚·瓦伦斯之仇依然未报。然而，到了那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虚无和暧昧才是本书正确的结束方式。我给约翰·斯特林——我在纽约的编辑——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觉得这样的结局更好。
“这就是真实，”我说，“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或者说它停止运转的方式。”
他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他比我更早预见了这一点。他早就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了，可我却迟迟无法动笔。我盯着电脑活生生地坐了几个星期，我不知道这本操蛋的书的操蛋的第一句应该怎么写。于是，我郁闷地跑去马其特酒吧喝酒了。等我到的时候，麦克拉尼已经喝完了八罐啤酒，正拿着第九罐美滋滋地享受着呢。我把自己的困境告诉他，他饶有趣味地看着我问道：“你不是个作家么？你应该很擅长写才对呀。”
当然，我的确算得上是个作家，可我没写过那么大部头的书。
“我知道你应该写什么了。”
快告诉我。
“你不应该写那些案件。那些谋杀案。我的意思是，谋杀案应该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好吧，也许我说的都是废话。”
可我依然在仔细地聆听着。
“你应该写我们。我们这些家伙。你应该写我们是怎样的，我们怎么骂彼此，我们生气时候是怎样的，我们开起玩笑来又是怎样的，还有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些操蛋事。”
我点点头，仿佛自己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一样。
“我看到你在我们互相开玩笑扯淡时也在记笔记。我们撒尿时，我们嗷嗷叫时，你在记笔记。我们说了个黄色笑话，你把它记了下来。你把我们说的所有话、做的所有事都记录下来啦。你要是不把我们都写好了，操，我可饶不了你哟。”
他笑了起来。他是在嘲笑我，也在和我一起笑——我从来没有像那刻一样确定过。
4
从90年代早期开始，警察和毒贩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残酷而不留情面。在我写完《凶年》的五年之后，可卡因成了巴尔的摩贩毒市场中的王牌产品，整个城市都被它改变了。在此之前，巴尔的摩只有大概十几个贩毒点，可现在却有多达上百个。与此相关的是，凶杀案的数量也接连攀升，从当时的每年二百四十起左右一直发展到了超过三百起。破案率随之下降，警局高层紧张了起来。最终，紧张变成了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