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关头见初心系列之六：挽澜遵义，霁月光风(5)

虽然周恩来为毛泽东争取到了随军的名额，但毛泽东本人却不愿意走，他上书中央，表示要留下来打游击。周恩来知情后，当即骑马从瑞金赶到毛泽东住的于都县，在夜雨中同毛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凌晨，周恩来骑马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周恩来谈了一夜，可见劝说艰难。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随中央纵队一起踏上了征途，他的行李包括一袋书籍，一把雨伞，两条毛毯，一件旧外套和一块油布。
在见证者的回忆中，他憔悴得让人心疼：
“长征之初，毛泽东40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暲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的暗夜：远离决策中心，无人理睬，身体虚弱，疾病缠身。
也正是在这时，毛泽东坚持的正确主张虽然得不到执行，却在默默产生着影响力。
在政治局内，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六人，加上李德，其中有四位是来自苏联的“国际派”，无论怎么投票都是多数。但是，在血的教训面前，“国际派”其实已在发生着分化。实践确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国际派”中已经有人看清，自己手中的“本本”带来的并不是胜利。很自然地，他们与曾经批判的对象——毛泽东渐行渐近。
张闻天笔记记载：“在长征出发前的某一天，我和毛泽东同志闲聊，我把对中央的不满全坦白了。从此，和毛泽东同志亲近起来，他要我和他同王稼祥住到一起。”
长征开始时，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军团之中，这是博古的主意，他故意不让他们几个凑在一起，以使其不能相互交流，不能参加中央决策。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了反对。经过争取，博古最后“开恩”，把他们仨都安排在中央纵队，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监管。
如果毛泽东没有和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一起并朝夕相处，很大可能，不会有遵义会议。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历史，就因为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改写了。
担架上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