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关头见初心系列之六：挽澜遵义，霁月光风(3)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根据地，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博古成了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同年9月，奥托·布劳恩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并开始启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
博古不懂军事，全盘倚仗洋顾问李德，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能做的只是发电文执行。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长征初期，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再次充分暴露。他一方面强调保密，对战略转移没有进行应有的政治动员；一方面在退却中采取了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损失惨重。
在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的行军队形往往是：红三军团为右翼，其后是红八军团；红一军团为左翼，其后是红九军团；中间是军委第一、二纵队，红五军团负责殿后。这种行进阵式，被刘伯承讥笑为“抬轿子行军”。
当时，中央决定所有可搬走的东西都要搬走，甚至病号的尿盆也捎上。这种“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使得红军战斗力大减。各路红军抬着军委纵队的“轿子”，既暴露了目标，也给蒋介石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让他得以调兵遣将，在湘江东岸布置了铁桶阵。
经过一番血战，中央红军总算过了江，但从长征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面对大批红军战士的牺牲，博古几乎精神崩溃，而李德不但不检讨，反而暴跳如雷，把惨败的责任全推到红军指战员的执行上。
不过，也有让李德惴惴不安的事：从1934年10月中共的上海组织遭破坏后，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就中断了（信号需要在上海过桥），他跟自己的上司也联系不上了。
由于联络中断，在莫斯科的王明是通过日本报纸，才知道长征开始了。王明尽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长征中的电讯联络。1935年他派李立三和一个熟悉无线电的波兰人前往中亚，李立三还专门派了两拨人，背诵无线电密码本后经过新疆寻找红军，但都未成功。1935年3月，陈云奉命离开长征队伍，辗转多地，好不容易赶上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式，才把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消息带到莫斯科。而中共与共产国际正式恢复电讯联络，还得等到1936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