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关头见初心系列之六：挽澜遵义，霁月光风(2)

“抬轿子”行军
1934年冬，流经广西兴安、全州的湘江江水，冰凉沁骨。
11月27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渡过了湘江，随后控制了渡口，找到4处可涉水而过的浅滩，并架设了一座浮桥。
此时，全州至兴安的湘江防线，只有零星小股敌军，中央红军的机关部队即军委纵队，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70余公里。倘若轻装前进，红军主力可在一天内，兵不血刃地渡过湘江。
然而，军委纵队的人马一路龟速前进，一天一夜仅前进不到20公里。最终，国民党湘军、桂军和中央军三面形成合围之势，红军不得不血战5天才渡过湘江。
血染湘江，是长征史上最惨烈一役。这枚由于指挥失误而吞下的苦果，早在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时就埋下了种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包办”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为了适应大转移的战况需要，党和政府全部并入军队，党政军的全部权力完全集中于“三人团”，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则被排斥在外。
博古，原名秦邦宪，比王明小3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3年半回国。留苏期间，博古与王明是同学，都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成员，在苏联历次“路线”斗争中，博古站队站得好，深得第三国际赏识。
1931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破坏后，王明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王明鼎力相荐，年仅24岁的博古火箭式蹿升，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王明临走前反复叮嘱博古：无论什么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不要擅自行动。
年纪轻轻的博古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李德跻身最高“三人团”，则是一系列“误会”和“巧合”的结果。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8年前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1932年秋，奥托·布劳恩来到了中国上海。那时他可不是什么共产国际派给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总参谋部派来给国际间谍佐尔格送经费的交通员。
共产国际确实派了一位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他的名字叫曼弗雷德·施特恩，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然而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奥托·布劳恩便顶了这个“空缺”。博古虽有王明的支持，但在国内一无威望二无经验，于是拉着奥托·布劳恩这个并非正牌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当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