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关头见初心系列之六：挽澜遵义，霁月光风(4)

现在看来，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暂时失去联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博古和李德就失去了“尚方宝剑”，中共头上也少了一道束手束脚的紧箍咒。
“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长征初期的毛泽东，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然而，随着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毛泽东早已被排挤出了中央领导层。
事实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与一直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毛泽东格格不入。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从那时起，亲自创建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就处于被排斥和打击的局面。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政治上的打击和罹患严重的疟疾，让他在福建长汀医院修养了半年之久。
现实其实已经明确了孰对孰错。从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指挥下，中央苏区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中，毛泽东虽然没有了指挥权，但周恩来、朱德等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的命令是错误的，果断地采取了毛泽东主张的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胜利。
然而，1933年初，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博古等人把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错误路线。博古、李德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使得红军由胜转败——在博古、李德等“拼消耗”战略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1933年春夏，毛泽东回到瑞金，却仍被打入“冷宫”。为了避免在“肃反”中授人以柄，毛泽东几乎不与人主动交往。他曾回忆说，“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 “那个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坏掉。”
毛泽东忍辱负重，但博古仍急于“甩包袱”，甚至在长征随军的领导干部名册中都没有毛泽东的名字，是周恩来同博古、李德据理力争，博古才勉强同意重新把毛泽东加入到中央纵队的名单中。对此，当年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在几十年后说：“若果他(指毛泽东)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外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