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理乾评《悬崖边的造物者》︱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慎而重之(4)

有了今天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可以创造更温顺、更容易放牧、迁移和挤奶的无角荷斯坦牛、风味更好又耐储存的西红柿、补充人体必需的元素从而可以挽救生命的大米、无需农药又抵御虫害的粮食作物、挽救濒危动物、处理太平洋垃圾的细菌，等等。然而，无论是转基因产品，还是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都陷入了巨大的争论。普通公众感觉到了最新生物技术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人们担心，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中，“身怀利器，杀心四起”，严重威胁我们的切身安全和整个生命的未来。夏皮罗对这种“转基因恐惧”并不赞同。她认为，“心存善意，手握利器”，反而可以利用这些生物技术创造更符合人类需求的生物产品、改善生态环境、挽救濒危物种，从而有更好的未来。她确信生物技术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未来，人类自身想要的未来。因为自然选择的演化的未来本身是内在不确定的，但生物技术却让我们掌握了演化的力量，可以自己掌控演化的未来。
虽然夏皮罗的观点听起来有些过于乐观主义，忽略了生物技术本身的不确定和风险性，但她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具体的理论和现实的案例。人们对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总会感觉恐惧。她尝试从理论上表明，除了加快了演化的速度和精确性，控制了演化的方向，生物技术带来的生命变化与自然产生的演化并无实质不同。因此，人们对这一点并不需要过度担忧。当然，她也并不认为，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相反，她认为，专门的监管是必要的，科学研究也应当主动接受公众和相关部门的监管。那些引起巨大争议的事件，比如“黄金大米事件”“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正是由于试图逃避监管而受到公众以及专家共同体的质疑。只要基因技术能够在严格监管之下进行，让公众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完全可以让生物技术给我们和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塑造更好的未来。
即便有这么多理由，我认为夏皮罗的观点仍然过于乐观，对公众的想法过于简化。首先，公众对像转基因、基因编辑等生物技术的不信任不仅仅是由于无知带来的简单情绪反应，而是有理智的依据。科学家当然可以预知到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但公众关心的是科学家预测之外的风险。事实上，公众并不追求绝对的安全性、确定性，公众习惯生活于未知的不确定性中。公众拥有与他们利益高度关联的非形式地方性知识，这足以支持他们对科学风险做出理智的反应。正因如此，公众才对科学如此确定地宣称预测到了并能完全控制所有不确定性表示怀疑。其次，公众并不是简单的对生物技术及其相关的理论知识的不信任，而是对负责科学相关公共事务的机构的行为、以往记录和可信性的合理质疑。今天科学不再是只存在于实验室之中的科学专家的事业，更是具有潜在的商业、政治利益，甚至很多科学专家本身就是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