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诗人、散文家杨牧，风中的等待已是风中最后的等待(4)

03爱若是蜉蝣短暂，恨何尝不是
诗歌只是杨牧文学生活的一部分，他还是一位翻译者，一位比较文学学者。1960年代，杨牧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师从文学大家陈世骧。杨牧在他的另一部文学自传《奇来后书》中回忆，每当想起伯克利，“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图书馆和校园外围街衢转折就能看见的一些新旧书店”。东方学的图书馆中，他有一个固定座位，在大厅东边的窗下，抬眼即可见英文系大楼，以及远处的钟楼。
“早上坐在那里，凉凉的阳光投射到翻开的书上，觉得特别明亮，时间就这样无声推移向前，不留任何痕迹——或许因为我无心去注意它的脚步，就以为没有痕迹。”杨牧写道。他常常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天，阅读东西方的典籍，阅读李健吾、梁宗岱、戴望舒、钱钟书，阅读叶慈、艾略特。
在聂华苓的推荐下，杨牧参与了在香港出版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的翻译。那年暑假他就住在伯克利，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严谨的学术论文翻译成中文，没有经验，也没有参考书。一同参与这项翻译工作的还有张爱玲。杨牧称赞张爱玲翻译的序文“文笔精锐，剑及履及”，而张爱玲也惊讶于杨牧“原来还是一个刚起步的研究生”。

其实，早在赴美读书之前，杨牧便曾悄悄地翻译济慈的长诗《恩迪密昂》。他形容那是一次颇具野心的计划，一位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动手翻译这首全长超过4000行的艰深长诗。1000余行之后，杨牧的翻译中断了。济慈因为这首诗遭到了批评和攻击，而彼时青涩的年轻翻译者则在济慈的明亮、纯净和繁美之中陷入惘然。
1960年代的美国属于思潮和运动，女性争取她们的权力，嬉皮士则用音乐表达身体和意志的自由。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杨牧和他的同学课后常到图书馆看报，以期了解来到大洋彼岸的消息。在杨牧看来，那个年代的种种，失望且悲伤，庄严而浪漫。
“而就在这样一种暗淡、逐渐微弱的光影里，我们的六十年代就几乎无声息地引入势必的记忆，忽然的和累积的，未竟的音讯、情节、故事，无法重组的美好和不美好，都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偶然浮现，提醒我们蓄意编织的梦，破碎的梦，消灭虚无的梦，归根究柢终于是真实的，曾经都将在此后局促的岁月里，转化那具象的真实为更高层次的神情体验，在文字的驱逐、复沓、重叠，和离析等等这些大动作里，这些艺术结构的诉求里，找到我们的思维借以诠释的端倪，发现生死归宿何其渺茫：爱若是蜉蝣短暂，恨何尝不是？”
作者：江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