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讨：欧洲传教士在游历中国的过程中，记载了哪些内容？(4)

因此这时欧洲行旅记游文本中潜藏的中国形象是欧洲人建构出来的、符合欧洲社会需求的“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中国也以独特吸引力引导欧洲人在行旅记游文本中释放文化中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

综合上述所说，无论是何种身份的欧洲游历者，他们都不遗余力地想要通过自己的行旅记游文本把一个多元化的中国形象带给欧洲世界，都致力于为欧洲世界构建一个相对真实清晰的中国形象。
而他们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成为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起点，为之后欧洲持续狂热的中国形象塑造提供了较为全面和权威的参照体系，由此打开了之后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想象与书写。
明清之时诸多传教士走进中国，进一步对中国进行书写和描绘，可以看作是对之前中国形象认知的延续和补充。近代中国由闭关锁国政策到国门被迫打开，越来越多的商人、外交官、旅行者和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拥有了近距离、长时间观察中国的机会，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和人民的报道和书籍。

面对激烈的文化冲突，他们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现场，把他们眼中的中国书写在文本之中，但其中更多流露着一种挫败和无奈。由此一来，中国形象在不同时期潜藏在不同文本中得以复杂多元地呈现出来。
就像赫德逊所说的那样，中国形象的魅力和价值远远不止停留在物质繁荣层面，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更大程度上包含着欧洲的政治隐喻，欧洲以此为镜反观自身，以期寻求更完善的自我。

江南风貌的展现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