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对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哪些重要意义？|陈洪(3)

《名媛诗话》中关乎《诗经》的评论，还有汪雅安的一首长诗。其诗主旨并非文学批评，而是与曹大家《女诫》同类的闺训。但是，她在道德训诫中涉及文学，而且是以文学批评始，以文学批评终，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特色。她主张“女亦贵自立”，而自立的根本是德才兼备，“德厚才正”。然后她以《诗经》作为立论的依据。“我诵三百篇，多出妇人笔”——强调这一重要经典的作者大半为女性，这既为“女贵自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又为女子的文学活动找出了相当充分的理由。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她以《柏舟》作为教化“女节”的教材，以《采苹》作为教化家庭和谐的教材，以《瞻卬》作为杜绝家庭是非的教材。可贵的是从女性自强、自立的角度，来援用《诗经》，把诗教的思想具体化；但终究未脱经学窠臼。
汪雅安很重视女子的文化修养，主张“蒙养自少时”。虽然她不可避免地要讲“纲常”，要肯定“三从”，但是她又同时提出女子应该旁通经史，应该“万卷盈胸臆”。这当然是很高的要求了，也是事实上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突破。而从这首长诗本身看，汪雅安对于理学，对于《周易》，都达到“熟读”而能自由运用的水平。
在提高文化修养的基础上，汪雅安提倡女性的文学活动。她认为学养是文学写作的前提；女性文学要秉承“思无邪”的宗旨，要抒发真实性情；而这种情感应以“温柔敦厚”为标准，艺术风格则以“朴素雅正”为尚，从而反对雕饰文辞。她对女性的文学活动的见解，基本未越礼教的藩篱。但是，她在礼教的旗号下，堂堂正正提出女子的文学活动是“无邪”的，是“女亦贵自立”的组成部分，这已经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汪雅安论《诗经》还有一段理论色彩更为浓厚的材料，这段谈话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转述方静云的观点，重点是以《诗经》为据，维护女性作诗的权利；另一部分由此生发，阐释“三百篇之旨”。她把传统诗教的“思无邪”说发挥、改造，强调诗作要有“真性情”，要有“味”，而不能囿于闺阁之中“吟风弄月，摛藻求工”。与前面的长诗相互参证，对于诗经学与文学批评史，都有特殊的价值。
沈善宝评价汪雅安道：“学力宏深，词旨简远，且能阐发经史微奥。集中多知人论世、经济之言。洵为一代女宗。”“一代女宗”的评价与陈炜卿完全相同，全书中仅此二例。这一方面是因为二人都是辈分既高学识又博，也有二人有力地提倡女性文学，影响力较强的缘故。
《名媛诗话》中言及《诗经》的还有周季华的《天启宫词百首》的自注。词后附有诗人援《终风》来说明诗境的注释：“张后既疏宸眷，绝不露怨望之色，惟以文史自娱。或淸坐絮絮，独语而已。可见《终风》之感，千古同情。”《终风》为《诗经·邶风》中的一篇，意旨历来有三说：一说是庄姜伤感于卫庄公对自己的冷落、侮辱，但还保有对丈夫的思念；一说是庄姜愤慨于庶子州吁的横暴无理；一说是无主名的女子对横暴丈夫的控诉。周季华采取的是第一种解释。但她的重点不是解释这首诗，而是把庄公云云当作既定的事实，然后以它来为咏张后的诗作注。也就是说，她把自己的“宫词”与《终风》以“千古同情”一语联结到了一起，并与张后的现实处境、表现互相印证。这种对经典的理解，也是显露出互文方法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