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法官”时代，我们离正义更近了吗？(5)

这就是法律执行过程中非常依赖的“常识性判断”，在很多境况下，在证据不明朗的环境中，我们当然可以在脑海中想象一种有罪的可能，也可以想象一种无罪的可能，而这个有罪无罪的分界线，就是我们的常识。
例如判断一个印刷品是否为色情印刷品，还是可以被容忍的情色，这肯定不会有可供标准化的数字公式；例如一个人威胁他人，这是真的要这么做？还是一时气话？我们也没有神经科学的方式可以一目了然。
当然我不是说常识就是瞎猜，例如威胁他人的这位，如果他生活中劣迹斑斑，经常实质性地伤害他人，或者更直接的，他过去和人发生口角并威胁他人，之后大多转化为实际的伤害行为。那按照常识，我们也可以说，这次他的威胁是认真的。如果没有如此的证据被拿出，我们的常识就倾向于构想他是一时起意，说了句气话。
常识非常重要，例如许霆案，他利用ATM机漏洞盗取17.5万元，一审判处了无期徒刑。这就显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因而不需要任何的理据，都可以判断这个结果非常荒谬，因此发回重审量刑改为五年有期徒刑。
常识是我们共同维持的一条线，这条线仅在言辞中，但决定着人的命运，决定着谁可以继续生活，而谁的生活必须被按下暂停键，或是如何被暂停，暂停多久。

公民是否恪守对他人的“无罪推定”就在默默地影响着常识，如果因为任何原因，我们在一类纠纷中开始激进地放弃常识判断，例如我们开始认为，绝大多数网络威胁，大都不是气话，都会转化为实际伤害，“宁可错怪，不要放过”，这样的过程瓦解常识，诉求权力介入，那很多人的生活就要被按下暂停键。
常识是我们对共同生活的一种约定，即我们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习，我们的无心之失，我们偶然的失控，虽然也许确实会伤害到一个当事人，但并不会被绝大多数人和司法机构定罪。
我们还有个常识，就是人面临伤害，因为公正计算的原因，总会放大对方的错误，或积极寻求惩罚，这我们也理解，因此我们从来也不会认为报案寻求保护和惩罚是睚眦必报的恶行。
常识维持着生活的进展，和必要的暂停。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常识都值得保守。例如家暴，我们确实有，家庭暴力的发生是偶发的，不会带来巨大伤害，且双方都有错误，是一个家内事务的常识。这个常识也许就值得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