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铁鹰：不可误读的《天启淮安府志》和《先府宾墓志铭》(15)

吴承恩恰恰具备了完成《西游记》的最合适的文学条件——少年神童，官民惊艳，笔走龙蛇，上下九天，那种俊逸豪迈，前人已经评价与李白、苏轼走了同一条路子；而又“善谐剧”，写过一些“名震一时”包括志怪故事在内的“谐剧”“杂记”。在其他人身上能寻找到这种匹配吗？
作者的社会与文学意识不容忽视
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必然有一些显著的特色和内蕴，这主要由作者的社会意识以及提供这些社会意识的环境所决定——有什么作者才有什么样的书，这些都是研究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切入点。
《西游记》对社会的映射方式和其他的名著是不一样的：它既不正面描述所谓天下兴亡如《三国演义》，也不去揭华丽外衣后面的脓疮如《红楼梦》；既不“诲盗”如《水浒传》；也不“诲淫”如《金瓶梅》，它昭示的是唐僧虔诚的信念追求，悟空善恶分明的暴力，如果不是八戒有点小市民的恶俗，一部《西游记》简直就是满满的正能量；但即使有猪八戒的市侩狡猾，有孙悟空的暴力倾向，有盘丝洞那么一点小小的色情，我们也不能说《西游记》就不深刻，就不隽永。因此，西游记的作者在人生态度上，总体上应该积极正面。

《大闹天宫》纪念币
《西游记》的作者显然又不是罗贯中那样的江湖艺人，《西游记》情节虽神奇，但却有很多文人情调和诗词歌赋，不适宜在酒楼茶馆开讲；作者显然也不是张士诚、施耐庵那样的暴政批评者，因此没有那种视人命如草芥的戾气，没有喊一声“逼上梁山”的勇气，虽有批评，不过开个“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玩笑；他也不是曹雪芹那样的世家贵公子，所以《西游记》里的各级宴会，也没有大观园的茄子酱和妙玉那般饮茶，所谓的皇宫筵席也不过是泛泛一说而已；他甚至不是秦楼楚馆的留恋者，更不会是帮派黑社会的参与者，你看《西游记》社会百姓的主体都是很干净规矩的生意人或者读书人，如旅店老板、寇员外等。我们不能说这和作者的身份地位、社会环境没有关系。具备这样社会意识的人，又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实吴承恩正是能够满足这些条件来的人。为什么他会有完成《西游记》的念头，吴承恩曾经正面为我们提供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