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洋顾问竟然与北京有这么多剪不断的岁月和事迹！(2)

1912年3月，端纳应邀到上海担任《远东经济评论》主编，同时写作孙中山传记。他在那里认识了宋耀如等人。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得势，在南北较量中，袁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政治中心转向北京，端纳也随即北迁。此间，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辛亥革命前，端纳是坚决站在革命党一边的，但随着袁的崛起及西方对北洋政权的日益垂青，他开始持观望态度，对孙中山抱有疑虑，并逐渐靠向北京政权。1912年8月，端纳从沪上致信北京的莫理循，抱怨孙中山“政治不成熟”、“低能”云云，其语言之尖刻令人吃惊。1970年代，这封信被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博士从浩瀚的“莫理循档案”中检索出来，他大感震撼：“人们认为端纳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然而，该信却流露出他对革命党人的强烈敌视。”
端纳对袁世凯的态度显然受到了澳大利亚同乡莫理循的影响。当时，这位《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已就任袁的顾问，并向世界宣称“袁是中国的希望”。1912年至1920年，端纳与莫理循交往密切, 通信频繁。端纳移居北京，很可能与莫理循有关。事实上，莫理循的确邀请过端纳为北京政府工作，前者从《泰晤士报》辞职后，由老牌记者佛雷泽继任，端纳作为该报兼职记者，辅佐佛雷泽工作。
端纳定居北京，另一位影响者是美国商人孙明甫（Roy Anderson）。 孙是个在苏州出生的中国通，1911年他与端纳在在南京相识，二人成为好友，曾联手为革命军助力。孙于1913年任美孚石油公司驻京代表，与端纳分享北京总部胡同的一个院落。孙明甫操一口流利的汉语，精通中国文化和政治，甚至“比华人还了解华人”，对南北双方势力也能左右逢源。
端纳在北京的宅邸
1913年，来到北京的端纳身兼数任：他是《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远东评论》主编，还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等报纸的特约撰稿人。大牌记者身份、辛亥革命中的名气以及与南方政权高层稔熟的人脉关系，使端纳甫入京都就融进了政界。他与当时政坛要人袁世凯、周自齐、梁士诒、顾维钧、蔡锷、莫理循、古德曼等都有交往。其中，财政总长周自齐对端纳尤其重要，二人交往甚密。端纳昵称周为“Old Joen”。与端纳亲近的政府官员都有西方留学背景，比如周自齐、顾维钧均为留美学子，彼此交往无语言障碍，还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
端纳到京后很快就购置了一套房产，地点位于今东总布胡同24号，与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周自齐的宅邸同在一条胡同。周自齐为了出行方便，在东总布胡同修建了一条柏油马路，它被认为是北京首条柏油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