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面欧洲杯：“场外暴力”中的性别霸凌与国族仇恨(7)

尽管脱欧之后的相关政策仍然模棱两可，但职业体育运动员作为人力资源跨国流动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现实。相比于民族、国家和荣誉，赛制奖金和俱乐部体制奖赏机制或许是运动员为谁效力更现实的考量。事实上，足球运动结合资本话语成熟地形成了一套戏剧冲突、视觉装置和造星机制，明星球员是民族的英雄，但更是商业的宠儿。民族主义的足球叙事是这个戏剧冲突中一种历史心理的惯性，甚至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用以吸睛的手段。
把足球还给人民：足球与社会控制的历史
长期以来，足球与社会控制之间有一个经典的辩题：它到底是纾解矛盾的安全阀，还是引发暴力冲突的导火索或催化剂？前者认为足球是是调节和转移矛盾的一种手段，可以增加个人对组织或者国家的忠诚度，转移其他社会矛盾；后者则把足球本身视作引发暴力挑起争端的原因，将其当做治理对象严加管控。本质上，社会控制的议题源自竞技体育与暴力本能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更是足球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其参与主体几次在社会中下层与中上层之间易手变化的结果。
足球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控制史的一个子集。在中世纪，足球玩法粗野，被称为野蛮足球（mob football），与赌博、酗酒、虐待动物并列，是社会底层打发时间娱乐消遣的方式，被认为残酷、下流，也因此三番五次遭到禁止，例如爱德华二世就颁布禁令禁止踢球。此后足球经历许多打压或规则改良。中世纪百年的野蛮游戏后来被英国的公学吸收，成为锻炼体魄培养领导力的运动，也成为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和休闲活动。直到1848年，英国一群毕业于公学的中产阶级知识精英制定了“剑桥规则”， 1863年英格兰足球协会的成立，现代足球才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这一时期的足球显然不是人民的游戏。它在文化上被贴上了精英的标签，为保守的贵族所垄断。车旭升等人对英国足球史的研究表明，当时足球贵族们提倡的是非功利、非职业化的“业余主义”，与拳击类“盈利性竞争运动”相对。他们认为足球运动是绅士们继承古希腊业余体育和人文思潮的结果，是保持健康且陶冶情操的生活方式。换言之，贵族构建出一种精英的足球文化，抵制“俗气的”职业化商业化发展，进而抵制了社会中下层参加足球运动。
但随着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壮大的工业人口和社会转型让足球在工人阶级中的普及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业余主义”如螳臂当车，足球受众的主体改弦更张，工人阶级组成的足球队异常活跃起来。与此同时，19世纪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劳动问题突出。新兴中产阶级即工厂主们意识到了安抚工人反抗情绪的重要性。英国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劝导工厂主利用足球改善工人的业余生活，认为足球不但锻炼工人的身体从而能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能培养对企业的忠诚度，削弱工人运动的开展。于是足球成为当时“教化与刑法、糖果加棍棒”组合中的重要部分。工厂主和社会上层的态度转变加上其本身经济实用的特点，足球在劳工阶层中迅速得到推广。一些严厉的批评甚至称这一时期的足球游戏是麻痹工人的“精神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