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面欧洲杯：“场外暴力”中的性别霸凌与国族仇恨(9)

《胜利大逃亡》海报此外，自从现代意义的足球诞生起，足球就根植于社会基层和社区的土壤，有明显区域化的感情基础，也成为（至少是试图）打破上层阶级的社会控制的能量来源。尤其是在欧洲地区的工业城市和码头城市，大大小小的俱乐部与工人工会联系紧密，他们中的很多带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与工会有着紧密的关系。例如成立于1895年的百年俱乐部西汉姆联（West Ham United），富有“铁锤帮”之称。它的前身就是伦敦东部码头泰晤士钢铁厂的工人所建立，因此它代表着伦敦东部工人阶层和各种外来移民聚居的纽汉区。这个俱乐部作风彪悍狂热，也盛产足球流氓，并且自我标榜为“工人阶级”的文化。除了反法西斯、反对工人压迫，在南非，足球的历史也展现了反殖民主义、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斗争，更展现了足球在社会控制与积极反抗中的多重复杂属性。
在19世纪，足球被白人引进南非，虽然是白人特权阶级的游戏，但也受到当地黑人，尤其是在白人建立的教会学校中学习的黑人的欢迎。白人为了区分社会地位，转而青睐门槛更高的橄榄球。足球进而发展成一项南非黑人底层的运动，但球队的领导仍然是受到白人控制的黑人精英。随着1940年代后南非白人统治政府逐步加深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的体育被严重的依照种族分化。足球协会也根据种族分割成不同的团体。黑人在足球等运动中被限制资源，在赛事中遭到排斥，处处让位于“白人老爷”，过着不平等的体育生活。但张雪艳认为，这期间的黑人运动员依然在足球运动中尽可能发挥主动性，利用球赛对不平等霸权进行反抗。例如1976年，南非首支摆脱肤色限制，完全按照水平挑选出的多种族足球队以5比0横扫阿根廷，证明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合理。这是当时有限的社会条件下，足球队员发挥能动性，挑战纯粹的白人权威。
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迎来第一次民主选举。南非国父曼德拉就是一位体育爱好者，也有著名的足球思想：“足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这项运动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激情和献身精神，让我们能够获得反抗自身生存环境的动力和胜利感。”他认为，足球不仅让黑人强身健体，还让黑人学会了认同规则、公平竞争、合理谈判和必要的妥协。足球不但可以改变肤色的隔阂，更是推动民族大和解的政治媒介。
足球发展的另一大趋势是，矛盾正在从国族身份和意识形态转移，变成了消费和商业的角逐与收割。发展至近代，英国的新型资产阶级替代了保守的旧式贵族，意识到足球的人气和随之而来的利润。足球与资本主义深度结合，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手段滑向了资产阶级淘金的商机。足球文化与商业利益联手，“钱门运动”（Gate money sport）时代到来。足球俱乐部、足球联赛、门票等其它的收益实际上为资本控制，但足球文化却被球迷认为是大众参与、大众关注、代表大众文化的运动。盈利性的职业球赛终于战胜了“业余主义”，但俱乐部老板与管理和监管体系立刻形成了新的支配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