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面欧洲杯：“场外暴力”中的性别霸凌与国族仇恨(8)

把足球视作具有实用主义功效的管理工具并非只有英国，足球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服务意识形态的手段、一种政府对民众的公关机器。在德国，19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希特勒上台。彭国强对这一时期的德国足球历史总结道：“为转移工人阶级对困苦生活的注意力，纳粹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组建了一个欢乐创造力量组织（Kraft durch Freude），这个组织以成立俱乐部的形式为工人提供踢足球等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法西斯劳工阵线还组建了企业体育共同体，在这个组织的号召下，德国各类企业纷纷组建自己的足球俱乐部。”通过这样的足球运动，德国得以肃清运动中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或异见人士，让足球成为展示日耳曼民族优越性的运动。法西斯政府把足球与意识形态进行深度绑定，被称为“德国足球的异化期”。
这一时期以及此后许多独裁政治如法炮制，如墨索里尼同样利用了1930年代世界冠军意大利队；而1980年代年间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在恐怖时期与足球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是把足球公关做到极致……至今，足球仍在一些国家是另类右翼意识形态的保留传统。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足球可以被利用，但也可以是反抗。为了与法西斯斗争，大量的左翼俱乐部试图打破政治化、工具化的足球，几乎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镜像，建立反法西斯和反压迫的足球阵线。二战中期，乌克兰出现过为了抵抗纳粹球队而组成的"斯塔特俱乐部"（FC Start），是彼时被迫解散的优秀乌克兰球员自发组织的、伪装成一家面包店职工球队俱乐部。在1942年的一场与纳粹球队的对战中，乌克兰赢得了比赛，但此后足球队队员遭到逮捕或下落不明。这一事件成为后期著名的足球迫害案，即“死亡球赛”，甚至被好莱坞改写结局拍成电影《胜利大逃亡》。虽然后来一些证据表明，这一历史事件中许多细节有被苏联夸大宣传的嫌疑，但足球比赛可以是一种正义的声张、对压迫的反抗，这些理念性的寄托已经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