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辨析《金克木编年录》中的几个片段(19)

图十六，周运所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抽印本）。在这篇文章的序中，郭明确提到了金：“这些残叶最初是在1945年到1946年冬钞出的，在汉文材料上幸得时常请教我的朋友金克木教授，他当时正住在浦那深造梵文哲学文献。”（These fragments were first copied out in the winter of 1945-46, when I had the pleasure of having frequent consultations on the Chinese sources with my friend Pro. Kin Kemo, who was then living in Poona for deepening his knowledge of Saṃskṛta philosophical literature. 图十七，周运摄）校勘记发表在美国，没有提到金，校本发表于印度，提到了金，可见是金把这两篇文章给搞混了。
如果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论》的那张照片（本文第一张配图）的时间（1946年7月）可信，说明金从浦那返回加城后还在继续《集论》的校订工作。在郭校残叶之后，柏乐天还出过一个更加完整的校本。李华德给这个新校本写过一篇书评《读梵文本阿毗达磨集论》，载于《现代佛学》第1卷第12期（1951年8月15日）。书评的原文怀疑应该是英文，但在刊出时没有提到译者的名字。

图十六

图十七根据金克木1946年5月21日从印度致于道泉书（王尧编《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446-447页），知道他当时已决心回国，“拟六七月间启程，7月底以前可到沪”。金在加城校梵本《集论》照片的时间如果可信的话，可知他在1946年7月的某日还未出发。回国之后，因吴宓（1894-1978）的推荐，金被武汉大学聘为教授。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元月编印的《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录》，文学院外国文学系教授中已列有金克木之名，到校年月为“卅五年八月”，即1946年8月，金时年三十五岁。这个到校时间比《吴宓日记》所记的实际邀聘时间1946年9月19日（《吴宓日记》第十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3月第1版，135页；《编年录》138页，脚注1）早了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