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无罪推定在中国法律文化土壤中的缺失(3)

“检察日报正义网”曾评论这部电影“因为没有陪审团制度，这个故事怎么改都还是有些水土不服。游戏式的设置让人很难入戏”“何冰亮出检察官身份削弱了公民二字的意义，原本应该由普通公民推动的理性思考最终还是归结于专业人士的判断。”
最开始我也是这种感受，但是当8号讲出那段话，我觉得这并非“游戏”，“难入戏”并非电影本身的过错，而是我们自身的认知狭隘与本土观念的根深蒂固。而检察官的身份也并没有削弱公民认知，反而是“公民”与“普通百姓”的鲜明对比，毕竟检察官也是公民，但并非每一个百姓都是公民。如果没有专业人士这层身份的推动，难以走到如此结局。
社会乱象，根源在我。今年疫情期间早网暴跳楼的女子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审判”，做出审判之前，我们都该想想，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无罪推定的证据规则意识”

“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一直以来都是刑法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目标，在英美法系中，刑诉构造是“当事人主义”，侧重于保障人权；大陆法系里是“职权主义”，侧重于惩罚犯罪，而我国是“超级无敌的职权主义”，法官往往与公诉人站在统一战线去追溯惩治犯罪。
两者各有利弊，单说可能不够直观，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杜培武案
1998年4月22日，在昆明市圆通路发现一辆面包车内一男一女两具尸体，经警方确认两名死者皆是警察，一个是杜培武的妻子，一个是杜培武的挚友。两人被枪杀在面包车内，孤男寡女深更半夜，钱财皆无损失。两人均被七七式手枪击杀，而警察杜培武就配备一把这样的手枪。
虽然杜培武平时对妻子极好，却还是不免被认为是因妻子出轨，杜培武情杀。深夜枪杀两名警察，案件立刻得到省公安厅重视，上级单位施压，责令尽早破案，给民众一个交代。迫于压力，专案组采用“自己的方式”，不准睡觉连续审讯、打耳光、罚跪、手铐吊挂在门窗上······刑讯逼供后，杜培武不得不违心承认杀人。2000年再审，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