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无罪推定在中国法律文化土壤中的缺失(4)

于英生案

34岁的于英生担任蚌埠市原东市区区长助理，是市委组织部重点培养的跨世纪干部。1996年，其妻韩某在家中被杀。在遇害前，其妻曾在逛商场时交给于英生2800元钱，却不愿告诉钱财来源，这引起于英生不满。第二天两人发生争吵，于英生恼羞成怒杀妻后造成抢劫、被奸杀的假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自此，于英生开始了漫长的上诉之路。
17年后，经过不断上诉，法院认定原审判决依据“现场手印检验报告”得出“没有发现外人进入现场的痕迹”的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被害人阴道提取的精液检验及三角裤上的精子检查、以及侦查人员从现场提取却没有对比的他人指纹找到了真正的凶手。
于英生：“法律本身没有问题，只是运用法律的人，有时还有着私念和偏见。希望我的遭遇能让执法者把视野放的更远，让与我有相似苦难的人获得自由。如果我的经历能换来司法的进步，我愿意做一块铺石路，这不是摆高姿态，是心里话。”
富二代弑父案同理，富二代不学无术、混混、有刀、国人仇富心理、父子关系不睦······认知狭窄和偏见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下意识的有罪推定从一开始就给嫌疑人定下了死罪，没有辩解的机会。
这条路一直走在不断更正的道路上，我们侦查环境从“命案必破”转变为“命案全破”，就是因为命案必破是不可能的，而不断施压必然会造成刑讯逼供与主观臆断。我们总认为冤案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不愿承认根源在于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

英美法系重视保障人权放在惩罚犯罪之前，也并非没有弊端。

辛普森杀妻案

1994年美国洛杉矶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死者是辛普森前妻与前妻的朋友。无论是现场的血袜子，还是花园里的血手套，DNA检测都与辛普森相符。而在法庭之上，辛普森的律师询问警官取证全过程后，放出取证过程视频。“说取证时按操作规定戴了橡皮手套防污染，但录像里却并非如此”“说每一项证据由自己亲自收集，录像里却是助手操作”······一项项证据因为非法取证被排除。